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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东部海滨城市布里斯班的地理位置像极了中国的上海。它的城市造型就象是一叠一叠的波浪组合起来后的定型。城市建筑在连绵的丘陵地上，人和车总是不停地随着坡道起起伏伏。除了市区city有些摩天高楼的现代建筑外，其他地方主要都是独门独院的庭院式楼房——在中国，人们会把那种住房结构称为“别墅”。一般来说，一个社区有个相对集中的shopping centre，以此为核心，辐射开来的便是星罗棋布的“别墅”们。几乎每个小院都有属于自己的蓝天和绿色。在有花、有草、有树、有游泳池的自家庭院里，澳洲人抚养着可爱的孩子，豢养着心爱的宠物，培养着自己的好心情。偌大的澳洲，国土面积世界排名第六，只有区区不到二千万人口。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做是一个大汤池的话，中国的大城市里，哪里的人都多得象下饺子一样；而在布里斯班，投放在城市中的人，就象是投进了汤池中的芝麻。所以即便是个好天气，你在街上走马观花看风景，也很难遇到几个擦肩而过的路人。大约正是这样的缘故，生活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人种与肤色，都非常友好。微笑是大家一致的通行证。这样的氛围，令谁都会迷醉，即使是象老七这样一个书呆子类型的青年学者，他也不止一次地在给江尧尧的信中描述着生活在这里的那种放松感和满足感。在老七的头脑里，除了这种俯拾即是的生活体会以及对江尧尧的牵扯外，其余便全部交给了他做的学问。老七大号叫“富建国”，江尧尧叫他“老七”，有两个原因，一来他在家族里的“建”字辈中排行第七——他们家里的长辈，起名字也挺省事，就好象知道这一辈分上要生七个男孩似的，所以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的排列定了各人的大号名头。二来是因为他的那种学者气质，于当代时髦女生看来，老七是很有些老古板和过于老成的。老七并不老，比江尧尧大三岁，他俩结婚的时候，他也不过刚满二十六。从他决定非江尧尧不娶的那一天起，江尧尧便是他的生命重心。但他不会说，因为在他看来，做比说，要重要得多。老七希望自己能够给江尧尧她想要的那种生活。

在确认江尧尧拿到陪读签证的时候，老七才在Toowong区找了这么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这是一幢典型的被叫做Queenslander的木质结构的房子，有些年头了；房东是一对上了年纪的澳洲老头老太太，就住在离老七他们不远的山脚下。老夫妻去过一次中国，对中国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怎么那么那么多呀。老先生专门拍了张在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自行车穿梭的照片，在老七去看房子的时候，他很得意地指着那照片说：“这是我一生拍得最杰出的一张艺术照片。”老夫妻对老七很友好，加上双方都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于是没有经过什么讨价还价，租房的合同就签了。当老夫妻把钥匙交给老七时，还特别交代说：“我把那张照片还留在墙上挂着呢。让你每天看到它，就能想到你的祖国和你的亲人。”除了照片，房东还给老七他们两口子留下了水床、衣橱、沙发、餐桌、一台12英寸的彩色电视和全套厨房用具。应该算是蛮齐全的，省得老七他们再去置办家什。买这些硬件家具是最头疼的，又贵，又不好挑选，又难得搬运；万一搬家了，如何出手又要费尽周折。老七自觉经不起这些折腾。屋子里的家具和房东一样是上了年纪的，尽管式样上显得有些沧桑，但保养得不错；尤其是打开衣橱的时候，你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主人家常用的洗衣剂遗存下来的香味，让你从中嗅得到主人家那种平淡但精致的生活细节。还有屋里的那张水床，这是老七最心仪的了。他原先只在电影里的豪宅里见到过，在他感觉中，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情调之物。他曾想象着江尧尧会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于他的这种安排，或许江尧尧还会象只小袋鼠一样在上面蹦来蹦去。所以，在江尧尧到澳洲之前，他把这份惊喜很小心地包裹着，他期待着在江尧尧那张好看的脸上能看到他预想的那种震惊和愉悦。——江尧尧对这张水床的那种冷漠及至厌烦，让老七心里隐隐的不快，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一如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本质上都有大男子主义一样，他们在表象上也都能大略做得比较宽容、比较无私——当然，这些是不可以触及到原则问题的。老七只比江尧尧早两天住进这房子。在这之前，他一直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圣路西亚”区。那里离学校很近，步行走上十分钟就可以到老七的实验室了，而且房租低廉。用老七他们室友的话说，这大概是全布里斯班市最便宜的房子了，每周房租才36个澳元，其中还包括水、电、煤气和家具租用费。没有江尧尧陪伴的独居生活里，老七在这个41# Ryans Road的门牌下，住了一年的时光。曾经有个和老七一样拿澳方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到过老七的旧居，出门时他做出一副很难看的样子说老七：“你也是有奖学金的人，干嘛住这种地方？苦行僧呀？”老七嘿嘿一笑。他是蛮无所谓的，他有他的盘算。41# Ryans Road，位于两条主干道交叉的拐角处，它犹抱琵琶般的掩映在街边的矮木丛包围中。从一个被杂草镶了边的台阶下去，就进了小院。这也是一幢老式的Queenslander的木质房子，两层小楼。楼的背面有很宽阔的草坪、晒衣场，还有主人家曾经用来悬挂秋千什么的搭架铁杆。草坪已经荒了，高高低低地长满了杂七杂八的绿色植物，经常有大大小小的蜥蜴穿着绿色的皮装穿梭在草坪上，拖着那条长长的粗壮的大尾巴，很不怕人地走一走，停一停，望一望。铁杆和那种可以旋转的象降落伞骨状的圆形晒衣架都生了锈，斑驳的身子仍然支撑着来履行它的职责。这房子很老很老了，只有每天过往车辆的喧嚣还在唤醒着它，让它不要睡去，让它和它的新住户一样有颗年轻的心。也许是嫌它太陈旧，也许是嫌地段太嘈杂，也许是因为有更好的去处，房东把这房子交给了地产公司，让他们帮他运作这一堆古老的木头。为了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原先的车库、贮藏室、阳台，都改建成了寝室——严格说来，应该就只是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连同原先的主、客卧室，这个小楼可以住下六个房客。热水器、炉灶、烤箱、冰箱、洗衣机、微波炉，都是房客们分摊着租用的，所有的房间都没有家具。好在澳洲的群众交易市场非常正规，专门刊登旧货交易的畅销报纸《Trading Post》和每周都有的“车库大甩卖”，大家也可以凑合着买些经无数手买卖过的超级便宜的旧东西，反正能用，就行了。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省钱，无论是什么国籍、什么人种。全世界哪儿都不缺穷人，所以“一个便宜三个爱”是世界大同的基本出发点。

住在41#的，除了老七，有一个是菲律宾人叫Noel，念起来和“No”是一个音，是个很特立独行的人，也是这小楼里唯一见了所有人都不打招呼的人。任何时候他都戴一顶帽子的——偶尔换一换款型，但是决不让头发露出来——这种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在帽子底下和头皮之上有什么不可示人的秘密。突然有一天，Noel不戴帽子了，露出了他一头黑黑的卷发，他坐在客厅里打电话，老七竟然没有认出他来。Neol的食谱和他有戴帽子的嗜好一样执着，永远都是水煮的咖喱饭。他一开炉子，整个小楼上下都充溢着那种黄色小粉末的气息，开始觉得挺新鲜的，日子久了，老七的鼻子都对它腻味了，真奇怪Noel的嘴巴和舌头怎么还扛得住这种没有新意的从一而终。Noel总是煮好了咖喱饭就端到自己屋里吃，一边吃一边把电视机开得很响很响地看电视。老七和Noel是隔着壁的邻居。那种木板墙的隔断，只能隔住视觉和触觉，而嗅觉和听觉绝对能够穿越板壁的罅隙，使两个表面上拒绝交往的人在空气中完成另一种沟通。所以，老七很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无可奈何地听到Noel在墙那边发出象猴子一样的歌声。有一天，老七竟在学校的“校内通讯”上看到了Noel的大幅照片，原来，他获得了全澳法学会颁发的一个最佳法学研究成果奖，并还专门到首都堪培拉去领奖和致辞呢。很显然，Noel是他们学校的骄傲。但是，老七真是无法把这个有着猴子般歌声、天天只吃咖喱水煮饭、有嗜帽癖的邻居与“青年才俊”的称号联系起来。看来，哪儿都有“卧虎藏龙”呀。真正论起来，老七的经历倒一直是和“青年才俊”这四个字紧密相连的。他13岁考进科大少年班；20岁拿到博士学位；24岁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如果他一直在国内待着，现在他应该已经是正教授了。但是，为了江尧尧，他来了澳大利亚，因为江尧尧向往海外的那种生活。老七离开科大的时候，所有的同事都为他惋惜。说真的，出国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更有成就感一些。老七在国内那种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的滋润，那个走哪儿都被冠以的“青年科学家”称号，真的割舍掉，取而代之的是在澳洲一切从零开始，在某个颐指气使的老板底下读博士、当学生、受指使、吞委屈——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啊。但是，这样做了，江尧尧高兴；于是，老七头也不回地就交了科大分的房子，弃了职称，踏上征程。老七的这些辉煌，他从来不向旁边的人提及。他有多么热爱江尧尧，他也不跟别人去说。他只觉得一切做得了然于心就够了，另外，就巴望着江尧尧高兴。他真的觉得江尧尧很好看，而她高兴的样子——连眼睛也跟着在笑的样子——就是更加好看了。

澳洲小伙子安东尼和老七的交道多一些，因为他是楼长，负责收缴房租等杂务，并由他全权代表大家与地产公司发生关系。他住在楼下。大概是这栋楼里最年轻的房客，他还在年大学本科。安东尼挺可爱的，有一天一大清早敲老七的房门，问老七“正”字代表什么数字。原来，在每个人自觉登记的电话记录上，鬼佬们都是打一次电话划一条竖杠，以此记下去，许多根火柴棒儿左扭右撇地站在自己的名字下。而中国的兄弟们都是划“正”字，方方正正的，结果，没有半点中文基础的安东尼拿着电话单死活也想不明白这个“正”字代表的次数，只好拿着电话记录单求助于老七。其实，安东尼很少挨门挨户地敲门收钱，总是快到交费日了，就在大家公用的冰箱上用磁铁贴个告示，明确一个时间让大家到他屋子去交钱。他说他也很忙，只能约定一个时间完成楼长职责，希望大家配合。安东尼有点象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他还不定期地召开房客会议，安排一下轮流打扫公共区卫生的事情，或是强调一下避免安全隐患的重要性。房客们好象都不太乐意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开会的时候，人总是凑不齐。安东尼也不介意，遇到有决议的事情，他会再写一张告示贴在冰箱上，迟早每位房客都会被通知到。和安东尼隔壁的是从广州去的中国留学生吴翔，他让人都叫他的英文名字Edward。吴翔是在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所学院里上学，每天跑月票。他在国内是学生物的，到了澳洲改学了MBA。吴翔特别喜欢打网球，那一次在布里斯班举办全球网球公开赛，他花200多澳元（折合一千多元人民币）买了张坐在第三排的看台票，看了三天，人晒得象个印度人一样的黝黑。看了之后，每天跑到老七房间里让老七也看电视转播，让老七找坐在观众席中的他。他说这球赛是世界转播的，他之所以要坐前排，就为了让在中国的亲人能在观看比赛转播的时候也看得见他。但是很遗憾，球赛转播的镜头总是跟随着比赛者，偶尔的空镜头留给了那些广告赞助商，老七没有看到第三排的吴翔，估计吴翔在广州的亲人也一样。吴翔是个情种，总有说着不同口音英语的女孩子找他。他还喜欢抱着电话跟人谈情说爱。他要是一挨着电话的边，这条电话线就算被他霸上了，佐料丰富的“电话粥”一定要到煲干、煲糊才能止得住。他一直想办移民留下来，据他了解，办区域移民——也就是说，移民到某个特定区域里——比较容易一些；那些区域都是比较荒僻的，需要人建设的，就好象中国动员大家开发西部一样。吴翔就申请了去塔斯马尼亚岛，那时澳洲大陆外的一个卫星小岛，相对大陆来说，陈旧一些，落后一些，但是吴翔并不计较。他总喜欢跑到楼上老七的房间里谈谈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未来。老七不喜欢吴翔，他觉得他骨子里有种洋奴气，而且，快三十岁的人了，除了会花父母的钱之外，就会做白日梦，活得没有定数。吴翔比老七早两周搬出41# ，据说他找到了一处“花园洋房”。他曾邀老七去作客，大概是要展示那房子与41# 的“贫富悬殊”吧，老七虽然应承着，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安东尼和吴翔住的是贮藏室改建的寝室，光线不好。但是比起安德鲁和马丁的住所来说，又算好了很多。安德鲁和马丁住的那屋子，原先就是车库；所以房间面积傻大傻大的，但是三面是壁，密不透光，如果不开门的话，那真是面徒四壁，说那是地下室、地窖，乃至地狱都行。但是安德鲁倒满意这屋子的宽敞。他也是澳洲人，父母家在布里斯班市旁边的乡下，据说还有个庄园什么的。安德鲁很年轻，最多二十二、三岁的年纪。他曾经也是念大学的，学的是英国文学，念过一年级后，他就不念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搬到了这个车库屋子里，一住就是两年。不知道他有没有申领社会保障救济，但他的生活来源很让人担忧。他的主要职业好象就是一个手工业者，平时在屋子里做些烛台、蜡人什么的，每逢星期三在大学里举办的交易日，他就背一大包叮呤咣啷的物什在校园里摆个小摊，挣点手艺钱。他有兴致的时候，还提支笛子到地铁通道扮一回“流浪艺人”，吹几支小曲，挣几个零星的“出场表演费”。老七碰见过几次，安德鲁也不避讳，边吹笛子边跟老七打招呼，做得大大方方的。安德鲁的打扮很酷，让人总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他个头有一米八五以上，金黄色的长发披肩，几乎从不打理；偶尔还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黑礼帽，也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他总是一袭黑色长风衣，及至脚踝的那一种，里面有时穿件衬衫，有时压根就打个赤膊。和许多澳洲现代派青年人一样，安德鲁的脚是永远赤着的，好在澳洲的土地干净，也没有什么玻璃碎渣一样的异物。安德鲁还有一大爱好就是拾破烂，41# 中充斥了他拾回来的各种林林总总。大东西比如旧沙发、旧餐桌、旧床垫、旧衣柜等等，小的就更不胜枚举了，烟缸、花瓶、杯盘碗盏什么的，安德鲁很慷慨，他拾回来的很多东西都是和大家分享的，大家什填补了公共空间——比如餐厅、客厅——的空空荡荡，让大家吃饭时有个可以放碗的桌子，打个电话时有个可以靠背的沙发；而那些小物件增加了小楼的情趣——安德鲁在客厅的窗玻璃上贴些纸花，在窗台上放几件玻璃制品，有阳光的时候，玻璃的棱角反射了阳光的神采，使这个破落的小楼也能辉映着有些七彩的光芒。尽管安德鲁有些邋遢，还经常在公共的冰箱中偷拿别人的鸡蛋或者牛奶，但他和大家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也许“闲着也是闲着”，安德鲁还常常有些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自扫门前雪”意识之外的善行。他的一些举动，常常能让人感念良久。有一年冬天很冷，安德鲁用免费派送的彩色报纸把客厅的墙壁里里外外贴了三、四层；纸能不能保暖，另当别论，但是，报纸上的花花绿绿，把这个老式客厅张贴得暖洋洋的，这些热闹夺目的色彩，让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冬天的童话。安德鲁也有很多社会朋友，常常有人找安德鲁来玩，到了吃饭的钟点，他们就和安德鲁一起用洋葱和番茄酱炒饭吃。加了油的洋葱炒起来很香，但最后起锅时肯定是黑不溜秋一团乱七八糟。不过，安德鲁他们吃得很有滋味，让人觉得生活原本可以这么低的就被满足。一般时候，他的三朋四友总是聚在他屋里，他们把录音机声音开得很响，他们的谈笑声也很响，有点象是一群没落的贵族的狂欢。安德鲁是小楼的住户中最不介意带人来参观他住所的，脏也好，乱也好，穷也好，破也好——也许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的非学生身份吧，没有了读书人那种好讲面子的穷酸。所以，在41# 里，安德鲁和老七，倒算是比点头之交还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的朋友罢。老七不喜欢求人，他也担心求人被拒绝；但是当他搬出41# 时，他请安德鲁帮他搭个手，搬一搬他沉甸甸的几箱子书，安德鲁很爽快地答应了。在国外，每出一分劳力都是可以被折算成钞票来衡量价值的，安德鲁的无偿帮助，老七心里蛮感激的。老七曾经想过，要是在中国，也许他会和安德鲁找个靠杯酒摊，要一瓶二两装的瘪瓶子“黄鹤楼”，用小盅子饮两杯。还是喝中国的白酒能喝得出交情，国外的酒太花哨，那么多的讲究，说到底只讲情调，不讲情义。老七比较不喜欢马丁两口子。马丁是英国白人，他的女朋友菲欧娜是个黑人，应该算“黑美人”类型吧。他们是那种在澳洲满地都是的同居关系，处得好就处着呗，彼此快乐着，谁也不欠着谁的。老七对这种黑白交融的恋情没什么意见，对他们的未婚同居也没有意见，但他受不了这两个人的那种旁若无人的亲昵与张狂。41#只有一个卫浴间，厕所和浴缸都在一个屋子里。晚上大家都回来了，上个厕所、洗个澡，不就歇着了吗？有六个住户排着队呢，所以，谁都要自觉点，动作迅速点，否则，要害很多人憋屎憋尿，日积月累搞不好还要使人内分泌失调呢。但是马丁和菲欧娜就不，他俩手牵手唱着情歌一起进去浴室，在水花声中继续高扬着他们的情歌和情话，不知歌剧唱到第多少场之后，他们才会意犹未尽地开门出来——依然是手牵手的，不过，热气腾腾的马丁只裹一条浴巾，而水淋淋的菲欧娜更是只穿着上下三点装。自此之后的夜光中，菲欧娜做夜宵，菲欧娜打电话，菲欧娜在公共区间里做所有的事情时，都是只穿了这么三点的，见了人也不避讳，耀武扬威地陈列着她的好身段。老七想不通，马丁既然和菲欧娜这么恩爱的样子，他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女朋友天天这么半裸地出现在另外五个男人面前？即使什么别的事也没进一步发生，让人天天挂眼科、看“香瘾”，也是羞辱啊。同样令老七不解的是，每周二交房租时，马丁和菲欧娜总是一人出18块钱，各自交租给管事的安东尼，AA制分得清清白白的。这里的房租已经够低的了，就是马丁一人出齐了这36澳元也算不上什么破费，他却是一定要把18块钱的人情和恋情非得明明白白，算什么男人？——老七曾经用十分钟的宝贵时间研究了一下这对情侣，其中九分半钟都是由不解转化成为鄙夷，最后半分钟，老七对自己说：“管他们屁事。去????。”

马丁和菲欧娜在41#只住了半年就搬走了。也许是书念完了，也许是回了老家，也许是分了手。天知道。他们搬出后，一个叫汪瑾的女孩子续租了这个房间。汪瑾是那种要多丑就有多丑的中国女孩，她在国外的出现足以让当代中国女孩在老外们心中留下一个永恒不灭的恶劣印象。大概就是因为丑吧，她的书念得很好；同样，更是因为长相的缘故，她一直未婚。快三十岁的人了，整天形单影只的，连个找她的电话都没有，不知算不算她人生的一种失败？41#里，大家共用一条电话线，电话机旁有个记录本，谁打了电话，就自觉在上面划杠杠。澳洲的市内电话收费是以次数计而不是以时间长短计，这就更方便了41#的住户们各自为自己的电话费买单。老七每次在记录本上划杠时总是下意识地看看其他人的记录，汪瑾的名字那一栏好象永远都是空白。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记录本上根本就不写汪瑾的名字了。林忆莲有首歌唱道：“做女人，没人追，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从中国出来的汪瑾是听过这歌的，因为她嘴里经常哼着林忆莲的经典曲调。她大概是有些音乐细胞的，除了哼歌，还时常听得见她在屋子里摆弄小提琴。她的技艺不精，拉出来的曲子很难听，变了调的曲子有点象她变了味的人生。不知是有心套磁，还是刻意调侃，酷哥安德鲁在听过汪瑾拉的小提琴之后，有一回对汪瑾讲，下次我们一起去地铁吧，你拉提琴，我给你吹笛子伴奏，那种演出效果肯定棒极了。汪瑾斜了安德鲁一眼，接连好几天，她都是用录音机播放中国古典提琴曲，大概有点想借助“混淆视听”的迷乱给自己的琴技贴点金吧。老七对汪瑾曾经有种自发的怜惜之情，想到一个女孩子家——虽然这个称谓已经不适合那个面容比年龄更显沧桑的汪瑾了，但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姑且还是认为是女孩子吧——孤身在外面闯荡也挺不容易。又都是中国人，总扯得上有些乡里乡亲的。所以，有一次汪瑾邀老七看电影，老七也没有拒绝，还是老七主动为汪瑾付的票钱。在国外，一起看电影算不上什么，但是，一个人没缘没由地为另一个人付帐就可以理论些交情了。这和国内正相反。老七还是按国内的规矩办，反正中国人跟中国人嘛，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哪有让女人掏钱的道理？你要是不想掏，完全可以先就拒绝她的邀请。遗憾的是汪瑾是按国外的思维来看，这张老七付了钱的电影票被她想入非非了。之后有了许多的纠缠。一个三十岁未婚的女人，脸蛋低分但智商高分，她想生出些什么事来，也是要费些精神去应付的，何况又是在同一所大学就读，又是邻居？老七在搬出41#之前对很多事情做了些交代，比如说他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具——床、衣柜、书桌，他的新住所不缺这些。他第一次主动找汪瑾，问她需不需要。汪瑾都接了下来。反正是送，又不花钱，一句俗话嘛，不要白不要。老七嘿嗬呀嗬地帮着汪瑾把东西从楼上往楼下搬。老七第一次走进汪瑾的房间，那真叫一贫如洗呀，屋里除了一张旧床之外，连多一张椅子都没有。衣服就放在她从国内带来的大行李箱里，一些书本杂乱地放在地上的纸箱子里。屋子没有窗，不透光也不透气，有朽木和潮湿的地气弥漫着，汪瑾就弄了些樟脑丸在屋里来盖住那霉臭的味道。扑鼻的萘粉味儿，让老七打了一个冷惊。她也是有奖学金的人，一个月一、两千澳元的生活费，何至于这样不堪？老七没有问个究竟，他对别人的生活从来不表示出刨根问底的兴趣。但这样惨淡的一间屋子，那样厚重的樟脑气息，让老七从心底里觉得难受。难怪她拉的提琴曲总是那么怪怪的调子，只是发泄罢了；活得这么累，哪有足够的心情去正音？这女孩一定有她的隐衷吧。她可以坚守住这样恶劣的住所，她也很不容易啊。那一天，老七特别地想念江尧尧，他想见到她，想他和她的未来生活。他发誓不可以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象汪瑾这样委屈地活着——女人有没有人来爱，是不一样的。所谓爱，就是要为她撑起一个天来。

老七在41#住的最后一晚上他没有睡着，他是蛮怀念这段日子的。他睁着眼睛望天花板，第一次发现头顶有那么多晶晶亮的星星。——原来的主人家是蛮有情趣的，他们用荧光粉在天花板上画了很多很多的五角星，灯灭了，荧光星星就眨起了它们的亮眼睛。自己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让星星们寂寞地亮了那么久，没有人欣赏，也没有权利叹息。嗨，只怪老七总是太忙太累，每次关灯睡觉，都是赶忙急忙地睡熟睡沉了过去，哪有闲情逸致去数星星呢？老七不是文人，他不觉得他的生活缺了诗情画意就过不去。但是，那晚上的星星真实地打动了他。他不可以想象，房子已经这么老了，主人家已经走得那么远了，这些画的星星们还这么忠诚，不减光芒，不偷懒。浪漫真是个好东西。老七知道自己以前忽略了它，那晚上，他觉得以后的生活里，要慢慢学着让它留下来。就象头顶的星星。

老七走的那天，汪瑾想给老七饯个行。她兴致勃勃地去超市买了张面饼，回到41#，拿着本西餐书对照，她要为老七做个Pizza。汪瑾一点也不偷工减料地在面饼上放了菠萝、火腿、红椒、番茄、虾仁、牡蛎肉、鱿鱼丝、小蘑菇和奶酪，堆得高高的，摆得五颜六色，比Pizza店里卖的还要好看。然后，她把它们放进了烤箱。后来从烤箱中端出来的不是Pizza，是个怪物。面饼底子黑厚黑厚的，从样子到气味，都象刚刚上了油的沥青路面，还腾腾地冒着热气。正面的饼馅被流得四处乱溢的奶酪弄得变了形，张牙舞爪地凹凹凸凸。汪瑾想都没想就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她很生气，切了几个橙子自己闷着吃。哪知那天什么事都要跟她作对一样，买回来的橙子奇酸无比。她的心被酸弄得很痛。汪瑾后来背着书包去学校了，她没有和老七说再见一类的话。她心里也清楚对于欢天喜地要迎接老婆从国内过来的老七来说，是不是还要再见她汪瑾，其实无所谓的。汪瑾用着老七留下来的旧家具，空气中好象因此就多了一个人的气息。他们点缀在萘粉的充斥中，使汪瑾生活的这个黑匣子变得有些条理、有些精致了。几天以后在Toowong区的Shopping Centre中，汪瑾见到了手牵着手闲逛的老七和江尧尧，她甚至连招呼也没打，远远地就躲开了他们。澳洲马路上携手、勾肩、亲吻的情侣比比皆是，老七和江尧尧，只是万千对中的一对，而且是亲密得并不过分的一对，但是，这一对，就象那天的酸橙子一样，让汪瑾满身心都酸酸地痛。不久后的一天里，汪瑾很平静地被卷进了大海，又很平静地被海浪卷裹着、推挟着回到了沙滩。她那苍白的脸异常的安详，不象是浸淫了几天的风浪。那一天，是汪瑾的三十岁生日。没有一个人帮忙记住这个日子。于是，诞辰也就变成了祭辰。不知道对于最终把生命定格在黄金海岸的汪瑾来说，是生活太苦，还是海水更苦？总之，她永远地留在了澳大利亚，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

老七带着江尧尧参加了汪瑾的追悼会。那天，有很多散着清香的鲜花感伤地围着汪瑾的照片。在场的中国留学生们无所适从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仪式。没有人和汪瑾有什么多一些的交道，大家在她死后表现出来的对她的无知，又印证了那最终让她绝望的一些人生失败。每个人脸上的那种沉重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表情，似乎都在从这件事背后反省自己。老七对江尧尧介绍说，她曾经是我的邻居。老七给汪瑾的那些家具就一直留在了汪瑾的房间里。因为这些家具，这个房间才变得象个房间。这房子很快又有人续租了，还是一个中国女孩。她不知道这房间的故事，她只知道，这里便宜，才36澳元一周的房租。老七对江尧尧说：“以后我们有孩子，如果是男孩，千万不要太矮；如果是女孩，千万别太丑。”老七说这话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个叫汪瑾的女孩，和他有过一些纠缠，在被他拒绝之后，她用最决绝的方式，在他心里打了一个结。于她，也许是报复。于他，却变成了怀念。

我们这群人注定不会以个别的形式记入历史的，否则的话，博物馆就太拥挤了。但我们扮演的这群剧中的角色，会以整体剧作的规模永久地记在白纸黑字上。剧中的角色自身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与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天和昨天堆叠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免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氤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个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用它来做什么好象都有些可惜。但总得做点什么吧。所以，我们做着轻如鸿毛的事情。经历着重如泰山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