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听见扣子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只记得那段时间我终日过得昏沉不堪，半夜里做梦的时候，经常看见我的养父：在黑茫茫的大海上，他沉默着来到了生和死的边缘，但他没有呼救，听任身体一点点往海水里下坠。这时候，我赶来了，死命往大海里跑去，我依稀看见他对我笑了一下，好像是在抱歉给我添了麻烦，但为时已晚，一个巨浪打来，他的踪影便再也消逝不见了。
　　醒来后，我就从榻榻米上爬起来，端着罐啤酒，点上一支烟，走到窗子前，掀开窗帘往外看。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大地一片黑暗，四下静寂无声。有时候，当我在窗子前站了好半天，能听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声猫叫或者阿不都西提的一句梦话，几欲让我觉得自己仍然置身于国内。
　　在这期间，我越来越多听说了蓝扣子这个名字。在我听到的各种关于她的传言里，许多事情越传越玄乎，有人说她能把真正的碟仙请来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有一次甚至把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博士吓得心脏病都发了；也有人说她债台高筑，经常为了躲债不敢回家；还有人说她床上功夫堪称游龙戏凤，各种高难度动作她都运用自如，把一个叫老夏的开画廊的中国人都弄得倾家荡产了。一般而言，我总是不大轻易相信这些传言，西班牙谚语有云：“人的嘴巴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东西。”我想，扣子，哦不，那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她还叫蓝扣子，就依她在大街上对着自动售货机拳打脚踢看来，想必她也不会把这些传言放在心上。
　　倒是开画廊的老夏，那个传言里和蓝扣子瓜葛不断的中年男人，我没过多久之后就认识了他。
　　老夏是上海人，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来日本的中国人，当过搬家公司的搬运工，在餐馆里刷过盘子，当然，也在一个三流大学里拿了个哲学学位，一切经历均属平常，和大多来日本的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同。现在，他在浅草开了一家中国画廊，专卖中国古代山水真迹。在我们的几次碰面中，我并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但我绝对可以感受得出，他不像其他来日本多年的中国人那般让人讨厌，至少在歌厅里喝醉了的时候，他会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当有人问起他店里的画到底是不是真迹时，他回答说：“叫我怎么回答你呢？都有，真的假的都有。”很认真，像是在和对方探讨一个哲学问题。
　　老夏也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这种时候多半是因为我从来没碰过面的蓝扣子。有人问他：“老夏，听说蓝扣子为了提高床上功夫，还专门复印了一本《玉女心经》带在身上，她看得懂吗？”
　　这时候，老夏就急了，双手在胸前胡乱摇晃，脸上也沁出了汗珠：“不好瞎讲的，千万不好瞎讲的，人家孩子可怜嘛，我不过是帮帮人家孩子，人家孩子可怜嘛！”
　　假如这是在歌厅，老夏的辩白多半没用，因为没有人听他说话，对他提问的人根本就不关心他怎样回答，提完问题后，就和别人哈哈笑成了一片，老夏便只好寻找可以听他倾诉的人。有几次恰好我坐在他旁边，他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急切地对我说：“真不能乱讲的，人家孩子已经够可怜的了。”
　　我相信老夏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眼睛都不会说假话，老夏每次紧张地辩白的时候，眼睛里甚至有乞求之色，真正的乞求不是随意就能装扮出来的。
　　有一次，我差点就要见到蓝扣子了，大家约好去池袋那边一家中国人开的歌厅去唱歌，阿不都西提对我说蓝扣子也要去，我便打算放学后直接从学校去池袋。但是还没放学，我的日本学生，安崎杏奈，给我打来了教室外走廊上的电话，说她正好有几天假期，大学里给一年级新生放了假，让他们去做社会调查，“希望能过来给我补补课，要是时间晚了的话，但可以住下来无妨，正好父母都到巴西旅行去了。”杏奈在电话里用稍显生硬的汉语对我说。
　　她学的是艺术史专业，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敦煌美术，早就打算毕业后直接去敦煌艺术研究院学习。她的做油画家的父母显然十分支持她的计划，在她刚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给她请了我这个中文教师。
　　“艺术史专业也用去做社会调查？”我在电话里问她。
　　“是呀，不过，调查地点由自己决定，到时候只需完成一篇调查报告交给老师就好了。”
　　“那么，打算去哪里呢？”
　　“浅草美术馆如何？听说那里有很多中国古代岩画，正好将来去中国时可以多点感受。假如方便，希望你这几天也能陪我一起做调查，可以吗？”
　　我想了想，答应了她：“那么，好吧，只是我可能会晚一点过来。”
　　之所以说晚点过去，是想先到学校的图书馆去借点资料。认真说起来，我并不是个单纯的语言教师，杏奈的中文虽说稍显生硬，但作为日本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最多的话题，往往是中国的古代，古代的服装啊饮食啊园林啊什么的。这些我也大多一知半解，不得不去图书馆查资料才能回答她，毕竟她对中文还没熟悉到可以查资料翻词典的地步，要不然，我的这份工作恐怕就没做下去的必要了。
　　这么一来，我就错过了和蓝扣子见上一面的机会。从图书馆出来，天色已晚，我去买了个汉堡包，一边吃着一边坐上了去品川的电车，虽说在电车上也想起了池袋那边歌厅里此刻的热闹，终究还是没有觉得不舍，也许我去了还会惹人不高兴呢——几次聚会下来，已经有好几个人认为我是个白痴了。经常花不菲的钱去浅草听音乐会的人，在他们看来，如若不是矫情，就只能是白痴了。
　　好在我也懒得去分辩什么。
　　说实话，我的确喜欢杏奈的家。那是一幢典型的日本式黑顶小楼，有一个算得上辽阔的院子，院子里有几座假山，几丛绿竹隐约其中，还有几道细小的水流从假山的山洞里流淌出来，院子里有两个不小的水池，一个作游泳池来用，一个则是纯粹的池塘，里面开满了紫色的睡莲。满眼看去，院子里的景致使人顿觉神清气爽，一如置身于中国魏晋时代的某处场景。
　　我按响门铃，黑顶小楼的门打开了，门外绿油油的草坪被屋内散出的光映照得更加幽绿。杏奈赤着双足从门里出来，小跑着穿过假山边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来给我开院门。她像是刚洗过澡，身上有一股幽幽的香波味道。
　　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两本关于中国佛教美术方面的书，果真没有借错，进门后不久，杏奈就端着一杯绿茶来问我：“前几天看了一本佛经，佛经里说的‘诸行无我，诸法无常’是什么意思呢？”
　　我正想着怎样回答，她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佛经里还有句话，叫‘缘起缘灭’，那么，什么是起什么是灭呢？”
　　杏奈的问题可谓古怪：从和尚的袈裟为什么是红色，到中国武侠小说里的点苍派是否真的存在过；为什么中国的音律多是五声而西方音律却多是七声，到《狸猫换太子》在遥远的宋朝是否真的发生过。“真是用狸猫换了太子吗？多残忍啊，那个太子的亲生母亲眼睛都哭瞎了吧——”我和杏奈从浅草美术馆出来，刚在一间咖啡馆里坐下来，她的问题就来了。
　　对于杏奈提的那些问题，我顶多只能说自己一知半解，这么说吧，那也正是我喜欢写作和学了戏曲的缘故。不过，每次她这样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这个老师我真是做不下去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她对那些古怪问题的答案，完全有可能知道得比我还多。
　　“没错，太子的生母眼睛都哭瞎了，幸亏遇见了包公包文拯大人。”
　　“就是那个黑脸的人吗？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三口铡刀？”
　　“对，叫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不过，这些都是野史，你别太当真。”
　　“哇，中国可真神秘、真有意思啊，故事那么多，不像日本。”杏奈喝了口咖啡，看了看窗外的街道，像是在想着什么，“可能是地域太小的关系，你看日本的《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说的都是如何插花如何泡温泉如何乘凉啊什么的。”
　　“也不见得吧。”我笑着对她说，“在你们最动乱的那个幕府时代，应该也有很多故事吧。”
　　“故事的确也有不少，但日本的故事总是过于妖艳，或者就是太暴烈，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和中国的故事相比，日本的故事总是少了许多细节。”
　　“可能吧，日本故事比中国故事也少了些情趣。”
　　我已经和杏奈在一起呆了两天两夜，我们说好从咖啡馆出去后便分手，我回吉祥寺补上这两天和她聊天缺下的觉，她回品川去完成调查报告。她还有两天时间才去学校，调查报告应该会完成得不错。这家咖啡馆的主人显然是欧洲绒布的热爱者，将大量欧洲绒布缝制成了一只只可爱的动物玩偶，小至哈巴狗和迷你马，大至狮子和老虎，它们被最恰当地摆放在吧台上、樟木桌椅边和墙角里。在昏黄灯光的衬照下，使人几欲觉得自己置身于安徒生童话之中。这家咖啡馆的名字真是没有叫错——“Mother Goose”。
　　杏奈有和我一样的爱好，就是都喜欢听古典音乐。她家的唱片柜里收藏了足有两千张唱片，真让人艳羡不已，所以，这两天来，就凭音乐这个话题，我们相处得至少也不乏味。
　　我就是爱听古典音乐，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我刚来日本，我被很多同样和我来自中国的人视为怪物，原因只有一个：阿不都西提不在的时候，我居然经常带上干粮去浅草剧场听音乐会。一个从东北去日本的留学生觉得我的行径太过古怪，他已经无法容忍,便径直对我说：“我觉得你很矫情。”
　　“那你就当我矫情好了。”我回答他，“没错，我就是矫情。”
　　后来，当我再偶尔去浅草剧场听音乐会，散场后，当我坐上回家的电车，我也会对着窗玻璃里的自己说：“你????可真的是很矫情啊。”
　　“你能听见马蹄声吗？”在她家里，我们一起听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乐的时候，她总喜欢端着杯绿茶问我，“每次听他的音乐，我好像都能听见他的音乐里有马蹄声，还有刮风的声音和羊群的叫声。”
　　我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德彪西，当然，我可能主要是因为喜欢德彪西的性格，比如他评论贝多芬：“大师也会没有品位，比如贝多芬。”对于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我则是姑妄听之，一般不会特别去想听一听。
　　这时候，咖啡馆里响起了红得发紫的女歌手仓木麻衣的歌《Stay by my side》。很突然，把我吓了一跳。此前咖啡馆里一直在放着几支苏格兰舞曲，店员们显然不喜欢，咖啡馆的主人，一位气度雍容的中年妇人刚刚从我和杏奈身边走出店去，店员们就赶紧把音乐换了。
　　“德彪西要是活着的话，现在恐怕要去找仓木麻衣小姐和店员们打架了，说他们比贝多芬都更没品位。”杏奈笑着对我说。
　　“是啊，呵呵——”我正要说话，却一眼看见了老夏，他正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走进店里来，像是热得快受不了了。不过刚入夏的天气，他却拿着份画报使劲对自己扇风，刚一进咖啡馆，就急着问店员是否可以把冷气打开。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子，胸前挂着一只小巧的手持电话，嘴巴里嚼着口香糖，一脸满不在乎地打量着店里的一切。其实我并不能看清她的脸，她的脸至少有一小半被染成淡黄色的长发遮掩住了，但是，有那么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却是长发遮掩不住的。说不清她脸上的神色是慵懒还是倦怠，无论看什么，她的目光都是轻轻地一触，不作过多停留。她的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大，我估计着，身材也非常出色，还有，她的脸上有种自然、明亮的光泽，我想，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孩子气了。
　　老夏一落座就开始招呼这个女孩子和他坐到一起，她却没管，径直走向散落在各处的布娃娃和动物玩偶，眼睛里的光一下子变热切了，还有脸上些微的笑意，即使头发再长也遮掩不住了。她径直坐在了布老虎和布斑马的中间，揪揪老虎的耳朵，又摸摸斑马的鼻子。
　　其实，就连她自己，也像是个成熟了的布娃娃。
　　我的心里一动，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大概就是蓝扣子了。
　　我对杏奈说：“那边突然来了两个朋友，要不，我们就先在这里分手？”
　　“好的。”杏奈顺着我的手势看了看老夏，很灿烂地笑着点了点头，“那么，我们下星期再见？”
　　“好的，下星期见。”
　　杏奈站起身，店员赶紧走过来招呼她，她掏钱包的时候，我已经抢先一步把两个人的钱都付给了店员，她也没有阻止，浅笑着问我：“还是中国的习惯？”
　　“是啊，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
　　“那么，再见？”
　　“好，再见。”
　　我和杏奈互相稍微欠了欠身算作鞠躬，她轻悄地转身，推门出去，像一朵清凉的莲花。走到大街上以后，她贴着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向我挥了挥手，我也向她挥了挥，她的身影立刻消失不见，我朝老夏他们走了过去。
　　看到我突然出现，老夏的脸色骤然紧张，打量了我身后好一阵子，又认真地环顾了一遍咖啡馆，这才压低声音问我：“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我也有些被他问糊涂了。
　　他这才像是放下了心，长舒一口气后瘫软在樟木椅子的靠背上。我注意到他的眼角上有几块淤青，嘴唇上也留有几丝血迹。他朝我苦笑了一声说：“唉，都是家里那只母老虎干的好事。”
　　说着说着，他就更生气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哪儿做错了？你倒是说说，我哪儿做错了？母老虎竟然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我????一辈子都没挨过这么重的手。我早就说了，人家孩子可怜，要帮帮人家，可那只母老虎就是不听。你说说，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只好站在那里听他倒出满腔苦水。
　　“哦，扣子啊——”他想起了什么，对着端坐在布老虎和布斑马之间的女孩子叫了一声，“快过来认识认识我的朋友吧，也是中国人。”
　　“你坐啊。”正叫着她，老夏看见我还站着，又忙不迭招呼我，“快坐下快坐下。”
　　我依言坐下，蓝扣子——我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她就是蓝扣子了——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依然是一脸的冷淡，一脸的不耐烦。老夏好像也不忍说她什么，只好朝我苦笑。
　　“我可不想认识他。”蓝扣子淡淡地扫了我一眼之后说。
　　“怎么了？”老夏显然没想到她会冒出这句话来。
　　“你没看见他脸上的滴泪痣？我脸上也有一颗。两个长滴泪痣的人碰在一起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她也算对得起老夏了，还向他说明了不想认识我的原因。
　　“哟，你还这么迷信呐？”见她开了金口，老夏也想开个玩笑，好活跃一下气氛。
　　“不是迷信不迷信的问题，而是我的原则，我难道就不配有原则呀？”她定定地看着老夏，眼睛一动不动。
　　“配，你当然配，我们的扣子都不配的话，谁还配呀？”老夏连忙说，一边说，还一边朝我看，脸上分明有歉意，好像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他当然没有，扣子，哦不，是蓝扣子，她也一样没有，我一点也不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有时候我甚至想：这么多年下来，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受伤害的感觉？总是感觉不到自己受伤害，其实绝对不能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由它去吧。
　　不过，她要是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她脸上也有一颗滴泪痣，也难怪，她的头发很长，披散下来后几乎遮住了半边脸。反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干脆就盯着她脸上的那颗痣看。说起来，这就是我和扣子的第一次相识了，我的脸第一次真正对准了她的脸。
　　才刚刚看呢，她就对我横眉冷对了：“看什么看，有那么好看吗？”
　　“好看，脸和痣都好看。”我笑着回答她，这就算是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了。
　　“那就再看看，看仔细点。”说着，她离开自己的座位，凑到我身边，撩起头发，直视着我。我也终于看清了她眼睛下的那颗痣，只是细小而微红的一颗，其实还真不容易看出来。一小会儿之后，她回到了她的座位上，仍然直视着我，问我：“全都看清楚了？”
　　“全都看清楚了。”
　　“有什么感觉？”
　　“还是好看，脸和痣都好看，除了说好看，呵呵，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老夏显然有点被我们弄糊涂了，看看我，再看看她，突然，他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问我：“能不能让扣子上你那住两天？”
　　“我才不去呢。”我还没开口，她倒先发话了，“谁说要和他住一起了？两颗长滴泪痣的人住在一起要折寿，他不怕我还怕呢。”
　　“你呀你。”老夏着急了，语气却怎么也无法强硬起来，“扣子啊扣子，让我说你什么才好？”
　　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更加让可怜的老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咖啡馆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一对中年男女叫嚷着走了进来，两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气愤，而且全是衣冠不整的样子，和老夏一样，似乎都是才经历过一场规模不小的争斗。看他们愤怒地朝我们走来，我不禁有些迷惑，好在很快他们就将谜底揭晓了。中年男子用手一指老夏，对中年女人气咻咻地说：“姐，你看，我没说错吧，我亲眼看到他和这个小妖精进到这里来了。”说完，他的手又顺带着指了指蓝扣子。
　　“说谁呢说谁呢！”蓝扣子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也伸出手来一指中年男子，“你妈才是小妖精！”
　　我即使再愚笨，也可以看出来这对中年男女就是老夏的妻子和他的小舅子了。
　　可怜的老夏，现在变得更加可怜，看看他的妻子，再看看蓝扣子和我，嘴唇动了动，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刚被冷气送走的汗珠又回到了脸上。看到此情此景，也不难想像老夏的眼角和嘴角处为什么有伤痕了。
　　“哟？”老夏的小舅子受了一点惊吓，他显然不会想到蓝扣子会这样来对待他，他肯定以为她是不敢还嘴的。他愣了愣，又挺了挺脖子，重新找到了他觉得应该找回来的样子，厉声说道：“说的就是你，小婊子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就是出来卖的吗！”
　　可能是出于想扭转不利局面的考虑，老夏的妻子也开口了，她显然把我也当成了老夏和蓝扣子的帮凶，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着我，一边对扣子说：“那你说说，我们不把你当出来卖的，难道把你当观音菩萨？你自己说说吧，这几年你骗了他多少钱？”她的手一指老夏，愤怒就更加不可阻挡，“你有脸自己说出来吗？”
　　“要不——”老夏的妻子甚至放低了声音，上前一步拉了拉她的胳膊，“我们到外面大街上找个人多的地方去说？”
　　蓝扣子却笑了起来，她悠悠笑着看了看每个在场的人。这倒让老夏的妻子和他的小舅子吃了一惊，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都盯着她，看看她想干什么。 只有我，当她笑着看了我一眼的时候，我记得我也对她笑了一下。
　　暂时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笑完了，蓝扣子慢悠悠地朝吧台那边走了过去，走过去后，小声地在用日语和吧台里的店员说着什么。吧台上有个放冰块用的小冰箱，说小也不小，大概总有一只小型微波炉那么大。在场的人不禁感到奇怪，她轻松的神色看上去就像已经忘记了刚才的那场争吵。甚至连店员们也感到奇怪：刚才还在大声争吵着，现在却没了声音。
　　过了一分多钟，她，蓝扣子，抱着那只小冰箱走了回来，打开后，先放了一只冰块在嘴巴里咂着，然后又给我、她自己还有老夏的杯子里各加了几只冰块。在给我加冰块的时候，她问我：“今天晚上我可以住到你那里？”
　　“行啊，没问题。”我回答她。
　　“那就好。”她又笑了，“好歹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话音还未落下，她突然抱起那只小冰箱朝老夏小舅子的脑袋上砸去。我怀疑她使出了能使出的所有力气。老实说，这转瞬之间发生的一幕，除了她自己，谁还能想得到呢？小冰箱准确地击中了老夏小舅子的脑袋，又掉落在地，亮晶晶的冰块从冰箱里滑落出来，撒了一地，也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还有另外一种声响也在我们耳边响了起来：老夏小舅子的惨叫声。
　　每个人都在发着呆的时候，扣子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巾擦了擦手，又一指老夏，脸却对着老夏的妻子：“看在他的面子上，今天我放你一马。”
　　我靠，她冷静得简直像个女王。
　　接着，她一转身，斜着眼睛对我一努嘴巴：“走啊，发什么呆呀！”
　　这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