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评传（一）：太平天国
跛行者6/6/2003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籓游，讲求经世之学。 ”（1）

谈李鸿章不能不提其师曾国藩，谈曾国藩不能不从太平天国开始。

一、太平天国兴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事，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占领南京，建都称天京。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北征，两年内驰骋六省，转战几千里，最终失败。同时发起西征。先取安徽的安庆、庐州（合肥），围南昌，于八月间占九江。咸丰四年，再占武昌，最西一度控制荆门、宜昌。同年，入湖南，初遇曾国藩的湘军，双方多次激战，湘军败多胜少。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三占武昌，并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配合，控制了江西大部，迫使湘军退守赣东北。咸丰六年五月，击破钦差大臣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此时长江中下游，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

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事，或有能固结军心民心的政治口号，如秦末反抗苛政，元末驱杀鞑子；或有相对应的宗教宣传，如红巾军、唐赛儿、白莲教。太平天国属后者，但是有其鲜明的特殊性。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家道殷实”（4），本是塾师，多次考秀才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年）到广州应考时，偶从街头得到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此书由粱阿发写于道光十二年，梁阿发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年轻时为外国传教士印刷《圣经》，因而信仰基督教徒，后以传教为业）。第二年病中得异梦。道光二十三年重读前书，自觉为神感召，要他负起传教使命。洪秀全和他最早的信徒，塾师冯云山撤除孔子牌位，在本乡开始传教，但不为乡人接受。乃辗转到广西贵县、桂平，组成最初的“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明显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并辅以本土的巫祝等神秘主义形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曾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但是该教士视洪秀全所言为怪诞（5），拒绝给他施洗。虽不为教门所承认，“拜上帝会”的基督教特点显而易见：第一，宣布只有“上帝”是真神，反对偶像崇拜，儒释道的神佛圣皆是妖魔，儒家经典皆为妖书；第二，声言信教者都是权利平等的上帝子女；第三，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绝对禁止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酗酒。

二、太平天国的组织

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成功与否，除了政治宗教口号，还取决于组织形式，太平天国以意识形态和行政的双重严密组织，在初期缺乏军事经验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巨大成功。太平军大体上避免了流寇主义，仅两年就定都天京，并渐渐在富庶的两江两湖地区扩展势力。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6）。

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设伍长；五伍长上设两司马，四两司马上设卒长，五卒长上设旅帅，五旅帅上设师帅，五师帅上设军帅，每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再以上则由全军统帅派出总制、监军等指挥各军帅。参加太平天国者，无论贫富，田产浮财都交圣库，作战缴获亦交公，禁止私取私藏，全军实行一种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规划了社会结构、土地分配和供给制度：以两司马为首，二十五家为基本经济单位，亦是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单位；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由两司马教经讲道；设立民兵制度，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时杀敌捕贼，无事时为农耕田；民间诉讼由两司马处理，解决不了的逐级上报；两司马还负责荐举贤能，经层层审核后由天王任命为官；官员政绩，每年由上级审查贤恶，逐级上报，由天王决定升谪。《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划的理想的小农经济型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但太平天国成功管理了所控制的某些地区的生产和商贸，“盛于未乱时倍蓰”；国际贸易也并非完全停滞，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足见其行政组织和经济政策的成功。

太平军初期成分单纯、军纪严明。参加者必须承认天国，拜上帝，对统一军心、维持战力有利，但对联络配合其他农民军、会党起事不利。小刀会和捻军都曾与太平军互通款曲，但双方无法密切配合，信仰实是重要原因。北伐失败，除了流寇主义因素，缺乏民众认同也是原因之一。太平天国兴兵之始，以宗教改造江湖游民、传统会党（比如天地会）的努力，成败参半，成功的例子有罗大纲，失败的有张钊、田芳等。而清军则反其道，一面招安强盗会党为征战用（如张国梁），一面“多购间谍，解散党羽，计诱贼首，（使之）自相携贰”（7）。由于传统影响的深厚，清军的策略颇有所获。太平军建都天京和西征之后，由于占地日广，兵源不足，扩军中难免泥沙俱下。后期降叛日众，直接导致了不少重大战役的失利和人员损失，如江西袁州、吉安的失守，捻军李昭寿的反复，杭州钱桂仁的降而复叛，苏州失守，康王汪海洋降清，慕王谭绍光、侍王李世贤等的败死，苗沛霖诱捕英王陈玉成，等等，不胜枚举。

天国后期，上层争权，内乱纷起，宗教的凝聚作用已大为削弱。经过咸丰六年八月到十月（1856年9月到11月）的天京大变乱，精英殆尽，上下离心，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后期太平军成分驳杂（甚至成建制地吸收天地会武装，允许其使用天地会旗号），军心不稳，战斗力大为下降。太平军对湘军，由初期的胜多败少，到末期的一败涂地，实有迹可寻。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堂弟侍王李世贤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这一套宗教话语。洪仁�在《资政新篇》中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9）洪仁�又在《立法制諠谕》中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10）除了封官赐爵以外，太平天国似乎已没有别的办法维系人心。天京城陷后被俘的黄文英说，他的堂兄黄文金因战功被封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黄文金“管家务、管钱粮，并未管兵”，也受封为昭王；他还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11）洪仁�说，将领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12）

后期太平军纪律弛废，许多官兵虏获归私，并有劫掠滥杀情事，赌博、抽鸦片也在军中出现。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的一封密信为清军所截获，信中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13）

天京之乱后，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率军出走。太平军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勉力苦撑，战力之弱，由同治元年的雨花台之战可见一斑。五月初，曾国荃部进抵天京城外雨花台，但其后曾四五个月不能再进一步。曾国藩说，“舍弟兵仅逾万，前逼城贼，后御援贼，单薄可虑”（14）。闰八月下旬，英王李秀成自苏南大举回援，九月初，侍王李世贤从浙西北上，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也在皖南反攻宁国、宣城，威胁湘军后方。太平军集中了十三个王的兵力，号称六十万人（实际约二十余万）围攻曾国荃部，而曾国藩湘军（共约三万人）无外援可持，一旦兵败，不但对天京的进攻失败，而且从安徽、江西到湖北，大江南北的清军阵地将全线动摇。会战历时四十六天，太平军兵力火力均远胜对手，却未能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战前军事会议上特别强调，“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失须联万心而作一心”，正是看清了太平军的症结：诸王互不统属，作战中无法实现统一指挥。而“皖南十余州县几无坚城可恃”（15），杨辅清、黄文金也无法攻下宁国府。十月上旬，太平军纷纷撤退。除天气和粮草问题，王闿运的《湘军志》评论太平军的败因，认为“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

三、对农民起事革命性的置疑

首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事有明显的循环性，即1）王朝建立，休养生息，土地或民族矛盾缓解；2）王朝成熟，吏治开始腐败，民族矛盾或土地集中程度加剧；3）王朝末年，或由苛政，或由天灾，造成大批饥民流民，一呼而百应；4）官军和农民军之间，地方军阀之间，农民军之间争战，成王败贼。全国规模的比较成功的农民起事，大体上有李自成和朱元璋两种模式，太平天国属前者。既然有循环性，农民起事的所谓生产关系的“革命性”也就大有疑问。

其次，农民军吸收现有统治阶级成员，即知识分子和地方缙绅入伙，承认其权益并采纳他们的某些主张，向他们借鉴社会管理经验，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则农民起事的“革命性”被妥协。其实这是农民起事成功的必经之途，跟所谓“统一阵线”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分寸比较难掌握而已。太平天国大量启用地方绅士，优劣在此不评。

太平军西征时，东王北王翼王会奏天王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16），被天王批准。据此，太平天国并非立刻实行平分土地，而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允许地主收租，再由地主完地丁银和糟粮。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尽有乡官本刁健讼棍，饶有机阱，每备礼物入城献于贼目，与之款洽，倚为护符”（17）。“（乡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亦不少”（18）。李秀成派熊万荃管理苏州民政，派钱桂仁管理常熟民政，也属此类。钱桂仁在常熟，“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19）

洪仁�的《资政新篇》虽有资本主义色彩，但和《天朝田亩制度》有根本性的不兼容处，跟太平天国现有的组织形式也有矛盾。对于太平天国来说，《资政新篇》的空想主义成分，比《天朝田亩制度》更加浓厚，很难由此证明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革命性”。

四、太平军和清军竞相“师夷长技”

太平天国不同于义和团，魂灵附体之类的招数，只用于宫廷争权。太平军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最迟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两江总督怡良说， “据吴健彰（苏松太道）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28）；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29）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30）。太平军的枪炮部分由洋商供给，据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页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部分来自缴获，如1860年李秀成解青浦之围时，杀洋兵600余，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李秀成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天京，猛轰湘军军营，“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31）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32）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

可能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洋炮，更早于清军，客观上逼使清军更新装备。而船炮枪支的购求，是洋务运动的发轫。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水师，日益注重热兵器，并成立安庆内军械所自制军火。淮军统帅李鸿章到上海后大开眼界，倾向于“唯武器论”，兼且所遇强敌李秀成部，洋枪洋炮最多，“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33），促使李鸿章更加“坚意要学洋人”。淮军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1864年，淮军士兵使用洋枪占80％以上，1865年，淮军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34）。

洋商两边卖军火，大发其财。如此大规模的武器销售，按理很难瞒过政府，如果列强倾向于清廷的话，对太平天国实行武器禁运就可以了。这也反映了列强对这次中国内战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

五、太平天国不是反帝运动

天平天国并不象从前所宣传或所暗示的那样，有反帝的性质。“反帝”说的基本根据，是中英法组织了“上海会防”，以及太平军在上海江浙一带跟“常胜军”“常捷军”作战。但是细究史实，英法等协助会防，为的是保护他们在上海的利益。太平天国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重合，在清军跟太平军的战争中，列强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乐得坐观其变，费吹灰之力而取渔翁之利。

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年和1854年）先后从上海访问天京，直接与太平军领袖接触，一方面了解天国底细，另一方面从外交上向清政府施压。因为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20），正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最终纸笔化作船炮，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些外国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取得胜利，是对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事，如罗孝全、米赫斯等。有些外国使节则不是专从宗教角度观察，而视太平天国为邪教匪类。从政治和战略上考虑，短期内清兵大集于东南，首尾难以兼顾，对外战争的成败，一望而知；长期看来，清廷对太平天国用兵，糜师费饷，国力日弱，既不可能跟太平天国和解，就只能“两害取轻”，割地赔款，正合列强所愿。咸丰四年四月，英美在上海联合发动“泥城之战”，逐退清军，乘机扩大租界，就是对这一战略的注释。

太平天国领袖们对洋人的态度相当暧昧，因洋人和天国供奉同一个“上帝”，天国领袖称对方为“洋兄弟”，允许洋人“自由出入”及“货税不征”。咸丰八年（1858年）冬天，英国人额尔金率舰队入长江（据说途经天京时曾炮轰太平军炮台），天王洪秀全派人在芜湖向他递交诏书，结语是：“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21）。是否承认各国和满清签订的条约，是各国公使最关心的问题，太平天国并没有明确答复，只有禁绝鸦片一条是肯定的。西方信上帝的卖鸦片，中国信上帝者禁鸦片，如果太平天国反清成功，会是什么局面，令人遐思。

太平军咸丰三年占领南京、镇江后，有七年之久不东图上海，咸丰十年七月，李秀成下松江、青浦后，第一次攻上海，只领军三千，稍战即走，撤兵时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一信，信中说，“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又在信中大骂法国人，据他说，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不料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矣。”

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奉额尔金之命再航长江，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和他同行。天平天国和清朝大员争相礼待，洪秀全并与英人约定，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路程以内。英公使布鲁斯在咸丰十一年五月九日（1861年6月16日）致何伯信中说，“英国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清朝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我们对于两方表示不偏不袒的旁观的沉着态度愈久，他们就愈要付出高价来争取我们的友谊。”（22）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因太平军不顾英法警告，攻占宁波，英国方面又向太平天国提出照会，要求太平军不入九江、汉口百里以内，还称镇江的金山是镇江英领事的驻地，不可侵扰。太平天国拒绝，但言辞仍然客气。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李秀成再攻上海，与淮军和“常胜军”周旋五个多月，无功而返，此役英法军并非主角。“常胜军”由美国人华尔在咸丰十年，太平军一攻上海时，募集外国游民而成，由中方发饷。咸丰十一年，华尔提出新计划，招募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由洋人训练和指挥。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常胜军”不听节制，他向曾国藩报告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23）华尔死后，“常胜军”统领由美国人白齐文接替，“曾加三品顶戴，虽未改服，究与全用洋兵有别”（24）。岂知白齐文也不是省油灯，对索饷的兴趣大过打仗。后来“常胜军”的统领换成英国人戈登（英国工兵军官，据称曾参与劫掠圆明园），总算让李鸿章比较满意。李鸿章靠“常胜军”助力，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苏、常地区以后，即遣散“常胜军”，部分归并入淮军。“常胜军”总的来说应算中国军队，对清朝的新式陆军有重大影响。

李鸿章在上海主张“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瞧不起对洋人“过趋卑谄”的角色，他评论苏松太道吴煦和“中外会防公所”的绅商说，“吴晓帆与会防局官绅，阴主中外会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25）。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26）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曾国藩，他说，外国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国、日本本来很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雄长”。他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在上海跟洋人过往甚密，与前任江苏巡抚 薛焕“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
（27）不同。李鸿章办洋务，办外交，可以说从驻军沪上开始，此时列强基本中立，清廷以“安内”为主，李鸿章也不是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角。

关于“借师助剿”，源起1852年夏秋间的上海小刀会起事。到1860年太平军威胁上海时，虽然江督管夷务钦差大臣何桂清因此被拿问，但清军在上海苏杭一带无兵可用，苏抚王有龄（后为薛焕）、浙抚王有龄、苏松太道吴煦和地方士绅等仍积极推动此事（这一群官绅里头，固然有为保境安民着想的，也有不怕死的，但胡涂得不一般，该年五月在吴淞集结的英法远征军，目标是北京不是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在天国天国和清廷之间，基本上持中立观望政策，在中国也没有大规模驻军，所以并不热心；清廷方面，刚刚被洋兵胖揍了一顿，心有余悸，生怕引狼入室，所以朝中反对的声音多。曾李左等觑准了太平军颓势已成，也不愿他人分功。结果，“借师助剿”成就了“常胜军”等，洋兵则“会防不会剿”。

六、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49年以来，很多“近代史”（实际上是对外关系史杂以政治史）作者，囿于刻板的阶级分析方法，基于农民起事的所谓“正确性”，对太平天国的许多特点，或评断不当，或视而不见。简单列举一下。

第一，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组织方面的西方文化色彩，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的敌视态度（虽然采用儒家的某些伦理原则，总的态度是妖魔化），实际上大大限制了太平天国的在社会发展基础。这一点很早就被敏感的对手所利用。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不仅利用地方观念，动员“三江两湖之人”剿平“粤匪”，而且痛陈太平天国把“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起来保卫名教，他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罗列太平天国的另一罪状是不尊重关庙、岳庙以及一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为“鬼神所共愤”。

第二，从与列强的关系来看，太平天国不是反帝运动，与洋商的武器贸易可为佐证。详情见四、五。

第三，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并不超过此前的农民起事，而且从生产关系方面考虑，农民起事的“革命性值得怀疑。详情见三。

（1）《清史稿·李鸿章传》。
（2）《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3）《初定营规二十二条》，《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2。
（4）《天情道理书》。
（5）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6）《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页15。
（7）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9。
（8）《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03—204。
（9）《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40。
（10）《太平天国史料》，页147。
（11）《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7。
（12）《太平天国史料》，页147—148。
（13）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译丛》，页33—34。
（14）《致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6。
（15）《复左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7。
（16）《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03—204。
（17）《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3、275。
（18）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642。
（19）《海虞贼乱记》，《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370。
（20）《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6。
（21）原件全文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开朗书店1950年版，页93—98。
（2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11、313。
（23）《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26。
（24）《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17。
（25）《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页10、17。
（26）《李文忠公朋僚函槁》卷一，页20。
（27）《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35。
（28） 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
（29）《太平天国史事志》（上），第648页。
（30）《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15。
（31）《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19页，世界书局版。
（32）《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3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页14。
（34） 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