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鸿章创立淮军

李鸿章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世人又称之为李合肥。父文安，曾任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与曾国藩是同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受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因战功升道员，“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8）咸丰八年冬转至江西，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咸丰十年，统带淮扬水师。

咸丰八年八月，陈玉成、李秀成联手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十月，在三河围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湘军“阵亡者达六千人，士气大伤”（9）；咸丰十年闰三月，李秀成击破江南大营，张国梁战死，和春自杀。随后，李秀成领兵经营江浙，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连下常州、无锡、苏州，六月初逼近上海。当时清廷在这一地区无兵可用，上海官商惶恐，甚至动了“借师助剿”的荒唐念头，最终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即华尔的洋枪队，和少数英法军一起，防卫上海城。7月初，太平军第一次攻上海受挫，退走。

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破安庆，陈玉成败死。曾国藩开始图谋江浙，因为江浙是清廷征收钱粮的重要地区。而上海又是“筹饷膏腴之地”，乃奏荐李“才可大用”，命回乡募勇。十一年十二月，太平军二攻上海，官绅乞援。同治元年（1862年4月8日），李率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各部，及湘军郭松林、程学启等部，共6500人，“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馀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10）。

李鸿章初到上海的时候，朝气蓬勃，“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 ：‘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11）而且瞧不起对洋人“过趋卑谄”的苏松太道吴煦与会防局官绅。

淮军的营制，起初完全依照湘军。湘军初定营规：以五百人为一营，一营四哨，每哨八队，每哨冷兵四队，小枪两队抬枪两队，每营专配劈山炮两队。有理由推测，最初湘军的武器，是传统的刀矛类冷兵器，配以较西洋火器落后的小枪、抬枪（鸟铳类，或改进型）、劈山炮等。据前文所引，咸丰三年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开始大量购买洋枪弹药；之后洋枪炮日多，火力日猛。到咸丰十一年和同治元年之间，太平军已拥有大量洋枪炮。湘军方面，曾国藩1853年在湖南湘乡初办团练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西洋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12）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湘将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陆军方面，由于太平军采用洋枪炮而火力优胜的压力，曾国藩不得不源源购求新式火器，装备各营，尤其是曾国荃部。据说出于“用夷变夏”的顾虑，也可能是从军费开支方面考虑，曾国藩屡诫其弟国荃，限制使用西洋武器。总之，跟后起之秀淮军相比，湘军武器近代化的速度较慢，程度较低。

不管初募时使用洋枪的比例有多少，淮军武器近代化的速度惊人。个中原因，一是统帅的思维开放，同治元年初到上海，李鸿章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13）“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学习西人“秘法”。二在时势，李鸿章对敌李秀成部，“洋枪最多”，“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三是上海饶富，军费饷源充足。据李鸿章说，1865年，淮军五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14），“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15）。此时淮军营制应有相应变化。淮军还于1864年，另创洋炮队四营。

四、李、曾、左简单比较

跟乃师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学问不及，修身养性的功夫不及。曾国藩强调，读书、做人须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治军驭将，有儒家风范。曾国藩十分讲究严肃持重，据李鸿章亲述曾幕事，曾氏每天按时跟大家用餐，“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又最爱讲笑语，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内省功夫也罢，虚伪做作也罢，濡染左右多多少少是有的。李鸿章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与在官场上长袖善舞相映成趣的是，据说李鸿章的脾性有暴躁而不求自羁的一面，对人动辄恶言，甚至大打出手，在曾幕时，因湘将彭玉麟讥评“忽涉皖籍人士”，李针锋相对地回击，以至两人“互殴相扭扑地”，及至晚年，此性仍未稍改。（这一段关于李的脾性之评，或是一家之言，存疑。）

对中学西学的态度上，不管曾国藩如何摆卫道姿态，不管李鸿章如何开明，两人的基本原则，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问不论中西，贵在深浅。中学所谓格物致知，跟西学的逻辑思维，实大有相通之处。修身和经世学问（非八股类）两项，与军国大事没有直接联系，对性格对判断，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持身正李不如曾，在官场中时有贪污之讥，甚至跟洋人签订攸关国计的重大条约时，亦有受贿传闻（详情存疑，本篇搁置）。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持身与用人驭将之道，息息相关。

淮军之初，制度全袭湘军，李鸿章也尽力模仿乃师。但由于淮湘气氛不同，淮军跟湘军营风难免有异。湘军营官多为儒生，其时湖湘之间英杰辈出，所以曾营将帅间儒风弥漫，有谓“上马杀贼，下马讲学”；而徽省人才难望其项背，淮军将领中儒生和草莽人士参半。曾国藩强调，为将首先必须具备“忠义血性”，驭将之道，强调“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李鸿章虽然也是“以儒生而起家军旅”，较之乃师以儒家义理为本，更倾向于比较直接的功利原则。他说，“天下熙熙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曾国藩持身正而治军严，“专主忧勤之说”，时人谓其“治军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李鸿章治军相对宽厚，只要部将“打仗奋勇”，即力加褒奖、回护。左宗棠评淮军，有“冗杂殊甚，其骄佚习气，实冠诸军”之语。时人又说，“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而曾部“儒将约束颇以为苦”。

李鸿章选将用人原则与曾国藩不同，虽然李曾向老师请教相人之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灭天国时，以湘军为主，平捻时淮军是主力，但捻军的战力和威胁不及太平军，内战时期，淮军并没有显出不妥。甲午之战，派驻朝鲜的陆军统帅叶志超，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都出了大纰漏，这是后话。对李的“仁厚”误事，其女婿张佩纶愤言，“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同信中又说：“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信中还一一指斥这三人，“小李卖父误国”，盛则“终为财色冥殛”，而袁“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16）

太平军起，咸丰帝在全国任命了数十个团练大臣，只有曾国藩推陈出新，练成可战之军，最终剪灭天国，成为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以成事论，曾左李中，以曾为第一。曾国藩开创湘军，底定灭天国平捻的大计，而李鸿章在乡按陈规办团练，却博得“翰林变作绿林”之讥，左宗棠虽然以“今亮”自许，也沿袭曾的制度，所以曾是开创局面的大才，非左李能及。

曾李都是帅才。帅才不可无决断，无首尾，曾左建功立业，都有困顿不堪的时候，全靠艰苦奋斗打发，不轻为人言物议所动，挫愈重而起愈奋。左宗棠只能居人上，不能居人下，他作幕僚是“劣幕”，为了面子，敢踢高品级官员的屁股，直弄到天怒人怨。自己作统帅方天下太平，可见“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古话，确有道理。

为帅的要务之一，是选将用人，一战之败，责在将，因一战而崩溃全局，就是统帅的责任了。所以说李鸿章不是帅才。李鸿章可以独当一面，又有经营行政的长才，搞洋务可以轰轰烈烈，全局总揽军事外交，就显得聪明有余、才识不足。如果贪恋权位，挟洋自重的说法成立，一顶“国贼”的帽子，是跑不掉的。

（1）《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2）《初定营规二十二条》，《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2。
（3）流沙河，《可怕的曾国藩》。
（4） 《与江岷樵》，《曾文正公书札》卷一，页18。
（5）流沙河，《可怕的曾国藩》。
（6）唐浩明，《野焚》，1章2节。
（7）（8）《清史稿·李鸿章传》。
（9）《致郭雨三》，《曾文正公书礼》卷五，页2。
（10）（11）《清史稿·李鸿章传》。
（12）《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5页，世界书局版。
（1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
（14）《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6。
（15）《密陈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页35。
（16）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