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出事了。
他是在机场被逮着的。老头掐着一本护照连换洗衣裤都没带，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对了，“仓皇出逃”。结果没逃成，被政府强大的恢恢法网一下子就给网住了。

是杵杠告诉我的。我都半年没回家了，反正我妈我姐年初都撒丫子奔了美国，回家也吃不上一口热饭。就让我爸带着他的那个妞在家可劲折腾去吧，眼不见心不烦。

“怎么着老七，真不看看老帮菜去？”杵杠瞪着俩甲亢一样的金鱼眼。

“怎么地那也是你爹啊！去拘留所送个行李牙刷什么的。你们家好象在北京没别的亲戚了吧？”

“丫还用我送？丫有个傍尖儿呢！”我把二郎腿翘到上层床的床板上，漫不经心地端详着大脚趾上的脚气。

“哎我还真忘了跟你说了，他那傍尖儿坐飞机走人了！本来是俩人一起走的，你爸给逮了，人没事似的登机了，连头儿都没回。”

我没说话，心想这女人可真够狼的，打我爹手里花了不下100万了，到头来连个头都不回。

我上拘留所看老头，带了一床被子几条换洗内衣、牙具、药。老头跟我哭的鼻涕老长，儿啊儿啊的拉着我手不放，看上去怪可怜。
看守把药给我剔出来了，说不符合规定。

走出拘留所，秋日下午的阳光温和地在大叶杨的缝隙间晃，干脆的落叶在脚下踩出粉碎的感觉。一条笔直的林荫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偶尔飞快掠过，衰弱的老头老太翕动着缺牙的嘴坐在路边破旧居民楼的前面，聊天。

我爹是太贪了，不知足。光房子就弄了五处，受贿光美金就70多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给我吗？我花不了几个钱，买烟一个月300，小半年没买衣服了。倒是去年和杵杠合伙开了个电脑公司，刚一伸手，老头见我跟他要钱欢天喜地，一挥手就是100万。

结果赔光了。杵杠那小子不是个做买卖的人，第一批进的机器就让人家给骗了，租的门脸也不合适，两年40万的租金都付了，没呆俩月，市管来拆迁了，说早通知了你们了！这是拆迁范围呀！

我不是个做买卖的材料——这我早知道。
我适合干什么呢？我一直都想不到答案。
也许我就是个废人。一个无所事事、享不了什么大福、也遭不了大颠儿的无用之人。

我姐是个高人，哈佛MBA，毕业就进美国一大公司了。我妈自打我爸跟那女人厮混上，也伤了心，去美国投奔我姐。
可说了归齐她们还是我爹那些贪污受贿得来的钱供养的。

他们成天说我不争气，可我没花他的那些钱。每月我回家要钱，都是从我爹的工资袋里抽出1000块，然后写个条儿塞进去。

不是我对他贪污受贿有意见，主要是我不缺钱，所以也没必要缺德。

说实在的，打小我就没拿自各儿当高干子弟看，因为压根儿就不是。我爹一直是机关里的小碎催，谁知道这两年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怎么折腾的，时来运转他升成了个副厅级，还主管批文。
胆随官长。要搁十年前，我爹，那个掐笔杆子的小秘书，领导放个屁他都得战战兢兢拿手捧着，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能呼风唤雨，拿10万块的人民币垫桌子腿呀！

我没志向，只要平平安安混完我的本科，出去谋个吃饭的家伙，平头老百姓过一辈子就知足了。
二兰在这方面跟我想法特一样，要不我俩怎么打小好到现在还没拆伙呢。
二兰喜欢扎两个吊得高高的辫子，虽然头发越来越长，我看着都替她累得慌，可她二十年不变。
二兰最骄傲的就是她的屁股。她常说：“黄种人身材的最大缺陷就是屁股是平的，所以不性感！你看黑人的圆圆的小翘屁股多好看！透着那么野性！”

我的二兰就长着这么一个野性、性感的小翘屁股，夏天穿起超短裙，再加上她那没治了的长腿和橄榄色的皮肤、滴溜圆的杏眼和索非亚罗兰型的嘴唇，唉，真要气死街上8——80岁的所有女人了！

二兰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朋友、哥们儿、心灵伴侣。
没有二兰，我就不活了。

二兰在工学院外面租了一间房，作为我俩的小家。除了我每个月从家里拿的1000元以外，她还跟家要1000，我还课余时间帮人攒个机什么的，也能赚千儿八百的，日子过得宽裕。

每天晚上我都急不可待地回家。回来后抱着我的二兰先胡天胡地折腾一把，然后我抽烟，二兰光着身子下地，把巴赫的曲子放在CD里，然后跑回来钻进被窝靠在我身上遐想：“等咱俩毕业了，就去徒步旅行。先走遍了中国，再往国外走。南到南极洲，北到格陵兰。专拣那没人的荒山野岭，死了就抛尸在那。要是能把尸体丢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那就是我最高理想了。”
我按按她翘翘的精致小鼻子，说：“祖国培养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就想干这个，合适吗？怎么也得做点贡献吧？”
“不，我就做个废人，嘻皮、朋克、垮掉的一代。我不做任何贡献，不付出，不索取，就这么着在世上混着，混完了算，悠闲自在。”

我特喜欢我的二兰想入非非的傻样，看不够。

杵杠有时候跑我这来住，就让他睡沙发。虽然我们仨是青梅竹马一个大院大的，可二兰和杵杠总是不对付，见面就吵架，从来没消停的时候。

杵杠名字叫楚刚，他爹跟我爹原先都在一个单位，一样是秘书出身，只不过他爹早些年弃官从商了，倒腾点紧俏物资什么的，走的当然还是老单位的门路，因此短不了经常上我家走动走动。当然，给我爸好处那是肯定的了，但他们交情还是有。

杵杠这家伙心眼不多，小时侯当跟屁虫跟惯了，大学上得也稀松，到第二年就给降到专科了。比我早毕业，现在在电脑城支了个小门脸，半死不活对付着过。

总想起小时侯，二兰、杵杠我们仨，跟着大院里那帮大孩子屁股后头呼啸来去的日子。有时候做梦会真切地回到过去，大院门口的岗亭还是那么高，水泥路面还是那么多裂纹，天还是那么蓝，鸽哨还是那么悠扬，同伴们的喊叫声还是那么震耳欲聋。

什么日子也没有童年的日子幸福，可惜那时候一门心思盼着长大。

最记忆犹心的是小学毕业前夕，班主任把我们男生的玻璃弹球全给没收了，她说：“等考完试你们再玩，玩个够。现在不是时候！”
可是，小学完了是初中，初中完了是高中，高中完了是大学，大学完了是社会、是生活。

呼啸而来的日子就那么把一个顽童的游戏梦想一点点揉碎、风化、吹走，再也没有那样的兴致、那样的权利——脏污的膝盖跪在泥土地上，几个乱蓬蓬的脑袋凑在一起全神贯注地控制着小小玻璃球的走向，关心着芝麻绿豆大的胜负得失。

要是能拒绝长大就好了，哪怕拿我的许多成人乐趣去换。

可我还是喜欢二兰长大以后的样子，翘翘的小屁股，尖挺的胸部，野性勾人的眼神儿。她才不是那些扎大款、爱慕虚荣的俗妞。我的二兰从来不讲究穿戴，可她就是穿着工作服也是那么妩媚典雅，与众不同。

二兰小时候一直比我高。我忘了什么时候身高超过她的了，记忆中都是她牵着我的手，我仰着小脸迈着小碎步跟紧她。可实际上我比她还大半岁呢。

二兰的父母是地质队的，长年在野外不回家，二兰跟她爷爷奶奶一起过。她家有一个不大的后园——这很特别，别人家只有一个前院，他家的房子却能从侧面拐过去，进到后面，后面还有一番天地。那里种了一园的香石竹和夜来香。春天来了以后香味把整个大院的蜂蝶都招引去了。在香石竹和夜来香中间，孤独地栽了一株夹竹桃，开着硕大浅白的花朵。二兰奶奶说：夹竹桃有毒，种一棵整个园子都不招虫子。
那夹竹桃肥厚的叶子经常被我们摘去当书签，奶奶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吃，吃了会变小哑巴。

六岁以前，我和杵杠、二兰不是朋友，而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跟杵杠的矛盾是我心爱的一把小鸟形状的绿色铁皮铅笔刀，在幼儿园丢失了。有一天分橡皮泥的时候，杵杠掏出一把和我的刀一模一样的来切。我于是指出这就是我那把，证据是侧面有条划痕。杵杠不承认，于是到我爹那里去裁决。我爹判了说应该是杵杠的，一边使眼色暗示我以后再给我买。我不服，坐在地上蹬腿哭，杵杠趁机跑了。晚饭时，我又别有用心地冲进他家当着他父母的面要小刀，结果杵杠被当场扒下裤子暴揍了一顿——他家跟我家教育孩子的方法正好相反，我家基本上都是惯着。

打那以后一直到上小学，我们俩都别扭着。上了小学偏巧在一个班，很光荣的小学生的感觉使我们都觉得自己换了新人，才相逢一笑泯恩仇。

说起二兰小时候，更是可气。她太欺负人了，仗着人高马大，整天支使我，玩弄我于股掌之间。最痛的记忆是我小学2年级那年，感染了腮腺炎，脸肿得象猪头，请假在家休息。下班后，我爹为了安慰我生病的郁闷心灵，给我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八十年代中叶奶油蛋糕还是比较奢侈的食品，一般人家不会随便买给小孩子的，于是我得意洋洋站在门口吃。丫二兰这个牲口，二话不说上来就抢。我挣脱了她的手飞跑，肥胖肿胀的脸蛋子坠得我生疼。我逃窜着、号叫着，冲进了一家人家。那家的不知道谁抱起了我，二兰还一窜一窜地够我的蛋糕，嘴里蛮横地叫喊：“凭什么你吃奶油蛋糕？我还没吃过呐！”

更甭提她老抓我给她当马骑了。杵杠现在还说：“你丫一辈子被二兰骑在胯下，小时候就注定了。”

关系在初三那年出现了微妙转机，起因是体育课学游泳。那时候二兰已经发育得胸是胸臀是臀了，而我也因狂练俯卧撑出来了一点胸肌，胳膊上的腱子肉也有点规模了。练入水，男生站池这边，女生站池那边，老师一吹哨，大家一起跳。池子不大，稍微一扑腾男女生就相遇了。我的手在水花飞溅中接触到了一个柔软弹性的所在，竟莫名其妙眼前一晕。再醒过神来看到二兰涨红着脸站在我面前，眼神不敢和我接触。我愣住了。

打那以后，我和二兰之间就有了些说不清的感觉，放学也不再肆无忌惮拉着手走了，对话也有些造作扭捏起来。

直到某个夏夜，我在夹竹桃的荫蔽下又接触到了她柔软娇嫩的嘴唇，那种眩晕才在我的心中蔓延开来，仿佛凝固的奶油在热锅里惬意地融化，又似乎是细小的蒲公英花瓣被风吹得开始它飘荡漫游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