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金发碧眼，是看起来极为冷漠的男人，有时安静得让别人觉得发渗，他对声音敏锐之极，有非凡的才能，是我们学院出名的混音师。此时他伸出手扶了我一把儿，温和地：“你没事儿吧？”估计当时我脸色煞白。

我瘫痪一样地坐下，女同学叽叽喳喳的话语，一概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我问她要过报纸，看对昨天晚饭前后事件的详细报道。

“黄暮秋在他和女友租的 studio 里，拿着一把以色列人的乌兹冲锋枪，射杀了两个人，一个是住在同一栋公寓的白人女士，另一个是过路的黑人男子。警察到达时，黄用桌子顶住房门，拒绝就范，警察将公寓团团围住，扩音器劝戒其放下武器。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黄终于放弃。”

我突然想起了早上的话：“窗户纸捅破了”，原来是他？于是身上一阵寒栗。

其实我觉得认识黄才几个月的时间。那学期，我想找个英文出色的中国人，翻译点儿文字，就在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中打听，很多人推荐一个叫黄暮秋的，说英文极好。

一天午餐时分，我在北校园餐厅要了一碗浓汤，端着来到花园里的用餐处，有个上海来的建筑系访问学者招呼我，让和他们坐在一起。餐桌旁还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是语言系的，与我有点头之交，另一个青年，不认识，介绍说他叫黄暮秋，刚从哈佛大学转来。我一听名字，迟疑了一下，目光停留在他脸上，此人面白眼大，相当英俊，看着面善。我们四目交接，他突然咧嘴一笑，连名带姓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一惊。

“我早就认识你，北京的时候就认识。”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仔细回忆，还是摇了摇头。

“你来过我们北大的宿舍，也在我们班听过课，韩村，他是我们班长。”

“哦。。。你是韩村的同学？没想到。”

我们彼此都快乐了起来，能在太平洋的彼岸遇到和自己相近的人，实在不易。我又问他能帮我一点儿忙吗？答那还用说，太小意思了。那天我们聊了不少，知道他在读博士，唯一拿校长奖学金的中国人，研究中国现代的鸳鸯蝴蝶，恰巧也是我熟悉的范畴。唯一他略有忧思的事儿是他女友陪教授回国讲座，返美时签证被拒，现还在努力中。

他说在 LA 认识的朋友很少，又对我们学院充满了好奇，执意要跟我去系里看看。他一站起来，我惊奇他个子还挺高大，看脸庞清秀像南方人，看体型又觉得像北方人。我带他摄影棚录音棚剪接室放映室的参观一边，又把他介绍给了个别熟识的同学。其实当时我很忙很忙，每分钟都对我至关紧要，他看得出，说不必客气，我做什么他就跟着看看，反正回家也是无聊，他是仅有的几个不必为钱操心的幸运中国学生。那天正好刚才这个拍门的女同学从廊子走过，我叫住她并请她带着黄暮秋去大放映间看电影，黄睁大眼睛，兴高采烈，说等会儿还要回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