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言采其芹：评《文革七问》
跛行者7、7、2003

第一问：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和什么是历史。

谁有资格评价历史，似乎答案是明显的：用时髦的话说，每个人都有其对历史的话语权利。但是不同的人，影响他人的能力大有差别。仅从本体和认识的角度来看，历史跟别的客观存在没有区别。鉴于人类历史（确切一下这里“历史”的所指）是关于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个体天然的好奇心理，到群体对先世的仰慕、仿效、憎恨、忏悔等追念性情绪和行为，从不自觉地追求真相，到自觉地操纵、利用、删增、篡改，使得历史无法局限于一门可以超然物外的学问，而是可以直接间接影响当世生活。人类活在历史的阴影中，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政商领袖、学者、艺术家、其他名人，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其历史话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元元大众。实际上，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是“政治上正确”的说法，地位权利名声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社会成员，无论其出身、信仰、经历，在创造历史方面，他们占用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资源，具有比普通人高得多的能力。部分地由于社会结构，部分地由于自觉不直觉的“精英”意识，社会精英们犹豫或不犹豫地使用手中创造历史的权利，实践他们高尚或猥琐的信念，世事他人不过是棋局棋子而已。在平和缓变没有明显危机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常常是因循，如老子所言“无为而治”；面临剧变严重关头，由于不可预知的或然性和无穷的变量，精英决策方式的本质，跟孩童游戏没有太大区别，其对概率的把握甚至不及专业赌徒。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制度下，精英都形成阶层或团体，不同的是独裁者的意愿明显高于他所代表的阶层，决策的效率更高、随意性更强。

所以不得不强调精英层的责任和良心。指望精英层自觉无疑是不现实地，换句话说，空喊道德是没有用的，必须有伦理和制度的双重约束，这一点对独裁或民主没有区别。这是在创造历史方面。在认识历史方面，现代没有明显的制度（错了纠正我），只有伦理信用来约束。历史首先是关于史实或近似史实的研究。每人写一本历史，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其高下判断，是陈述的真实性和对史实的解释。如果大量背离史实或伪造史实，即是劣品，该作者自动失去信用。

英国史家卡尔说，“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汤因比齐名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 凡此种种，历史的终极客观性不可达到的说法，跟物理学无法绝对精确测量一样，并不出奇，原因有
1）史料不全或矛盾。远古史料常常不全，而近现代则无比浩繁、需细辨真伪。
2）当事人的心态、动机、性格、决策思路等无从捉摸。
3）史料选择的不同，及对史实的解释，无法达到一致。后者是由于史料的不全或矛盾，或由于当事人的心理无从捉摸，或由于史家学力参差。
4）政治、权力和大众情绪（比如民族主义）的干扰。

中国古代史家，秉承孔子“微言大义”的传统，一般陈述多，评论少。读过的英文史书不多，从读过的来看，从罗马时代到近现代的著作几种，评论比较多，看起来这是中西治史传统的不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提出的“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根本原因是历史的绝对客观性无法达到，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背反。因为这种背反而停止研究历史，好比因为尺子量不准绝对长度，而停止测量一样。

历史通常是简约的，不很注重细节的。细节跟艺术的关系更密切，更容易用来煽情，而难以保持面对历史的平静心。同样杀死一个无辜者，一刀致命和五马分尸，对于历史和艺术来说是有区别的。

“历史的疏离感”其实不是新鲜命题，古代说“盖棺定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疏离”的好处，一是资料比较详细完备，二是多少能避免一些因利益、名誉冲突而导致的主观失实。“疏离”的坏处，是对当事人心理的把握困难，在古代，还有资料轶失的问题。想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是对“疏离感”最差的注解，因为“疏离”不是声称就可以做到的，换句话说，如果张高和同时代人有相同的经历、同样的修养学力，那么别人不能“疏离”，则张高也不能。

最后回到文革回忆录的撰写问题，同意“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但是，因为回忆录的主观性和相互矛盾，而不鼓励回忆和反思，是因噎废食。记住一点：我们正是在前人的“主观”和“个性化”陈述的基础上，来研究历史的，换句话说，史家所作的，正是考究真伪，去繁就简。

同意“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但是也要捍卫经历过文革的一代，评论他们创造的历史的话语权利。这不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因为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对于历史研究极其珍贵。对文革的多角度观察，总是对接近客观有益的。“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理论上也是对的，但不愿看到因为这个原因，把非专业个体的话语权利剥夺，作为对人类社会、对人本身的研究，多些人参与、多些角度，总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