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还是同意传统说是“受迫害者”，这是从整体上来看，应该能找到有关数据支持。文革中受批斗、住牛棚的，除了走资派（当权者，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

“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知识分子应该清醒有良心，这是东西方流行多时的提法。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清醒的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什么时候，清醒者有足够的话语权利，或者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毕竟能不能保持清醒，只是良心和道德问题，所以能不能言、敢不敢言、言是否有人听，无法作太高期望。

举一个例子，德日法西斯时代，向有冷静思辨的传统的德国学者，为日耳曼优越论冲昏的不在少数，想必也有清醒的，他们的话有人听吗？日本亦然。《易经·乾·文言》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圣人又如何？孔子就是一代圣人，为倡其言而周游列国，不过是屡受困厄，饱经嘲讽而已。《论语·述而》载孔子对颜渊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我，我就一展鸿图，不用，我就退隐山林。无奈的心态昭然。这是态度的消极吗？很难说是。

自五四到文革，中国绝不缺少有良心且清醒的知识分子。事后来看，清醒者多是中间派人士（中庸之道，其深若海，勉之）。结果一次又一次走弯路，一次又一次反思忏悔，忏悔之后又犯同样的错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由于历史上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的密切联系，清醒不清醒，里头有切身利益作怪。简单说，如果坚持“世人皆醉吾独醒”，就可能将自己从精英阶层中边缘化出来，甚至完全非精英化。其出路，能退隐山林是好的，不幸的只能作屈原，或者死谏之臣，身后的清名，则归于反思的范畴了。

所以说，知识分子不能超然，不能衣食无忧，无法超然物外又如何装清醒？象谢安那样，出世作第一流的名士，入世作第一流的宰相，毕竟要豪门大族、朝中有人才行，而谢安本人，一入尘世，为家族兴衰所羁縻，到死再不得重归东山。现代的知识分子多为专业人士，衣食无忧，除去政治因素，似乎比前人更有清醒的条件。

回到文革。每临变革，知识分子阶层就经历一次分化，梁效、蒯大富、聂元子之流，仍属精英；当右派、住干校的，实际上被抛离出精英集团，自动丧失了忧国忧民的权利和义务。对文革，梁效可以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反思，朱镕基可以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反思。

总结一下上面的意思。一、知识分子不是神仙，红尘纷扰，难得清醒。二、要提倡良心和清醒，但不可过分指望其作用。

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底线是：作恶者，打杀人、陷害人、作伪证的，应该忏悔。文革虽然是民族大灾难，道德判断的尺度与正常年代相当，比较公平。前面说过，右派们失去了忧国忧民的权利，可以不忏悔；可以为善而没有为的，也不必一世良心不安－－如果人人都能守住底线，不见利忘义，文革之为害，不致如此之烈。

“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住牛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忏悔，未作恶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忏悔，对于其他人，“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很对，忏悔本来是良心问题，公开发表没问题，避人独思也恰当。从道德伦理角度看，伦理的出发点是设立完美化标准，供众人仰望的，至于实践程度，在于各人的意愿和修行，但是伦理所树立的反面典型，是万万不可触及的禁忌。杀人是大恶，从小灌输的伦理观念，会使逍遥法外的杀人者良心不安，如果有一天，无故杀人者大多心安理得，伦理观念实际上已经变迁了。换句话说，从道德伦理的层面，人只能向上比，不能向下比，所以“最恶者不忏悔，我亦不忏悔”的说法，至少从伦理上讲是不合适的。

由于知识的背景，知识分子确实是最应该具有俗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但是，他们能不能把内在的情怀外放出来，成为社会的良心？持保留态度，因为其一，怀疑如此宣称的动机，有为知识分子群体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利的嫌疑，对其他群体不公；其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纪录不佳。还是坚持前面的观点，一、知识分子难得清醒，二、要提倡良心和清醒，但不可夸大其作用。

“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为文革忏悔”。我认为统治者应该最具有反省精神，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君主，能四处巡查民间疾苦，注意纳谏；现代的政府，尝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想象的是，不具备反省精神的当权者，只会带来国家民族的灾难。文革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