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的地中海，有一个叫做伊比扎（Ｉｂｉｚａ）的绿色小岛，属西班牙。五十年前，伊比扎这个名字，在欧洲的一些艺术家圈子里悄悄流传－－那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它秀丽可爱，小巧玲珑，物价低廉，气候宜人，吸引了世界各地一些富于幻想的人来到此地，成了一个“小联合国”。既有一些租房长住的艺术家、作家，也有几个拥有别墅却每年只来短暂度假的富翁。１９６１年的炎炎夏日，有一个五十多岁、叫做艾尔玛（Ｅｌｍｙｒ　ｄｅ　Ｈｏｒｙ）的绅士，也登上了这个小岛，租下一栋房，住了下来。

　　小岛不大，谁都认识谁。新来乍到的艾尔玛，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可是，他却始终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艾尔玛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初来的三年租屋而居，此后却突然在岛上的一堵悬崖上，建造了命名拉法雷（Ｌａ　Ｆａｌａｉｅ）的白色豪华别墅。冬天艾尔玛总是外出旅行，夏天就和岛上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在咖啡馆闲聊。他闲适的生活、优雅的风度，微笑起来显出的一点害羞，当然还有拉法雷，这一切使得大家的猜度，总是停留在匈牙利事变之后流亡的王室家族成员这个范围，“没准，他就是个王子。”

　　艾尔玛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只说自己是个“艺术品收藏者”。人们的碎嘴又开始议论艾尔玛是否真懂艺术，是不是也会“抹两笔”。有传言说他曾经是个肖像画家，可是谁也不信。后来，有人活龙活现地说，在某个清晨，遥遥地看到他在别墅露台上，观察织网的渔民，画着水彩。引来咖啡馆里一阵哄笑。另一个有关艾尔玛的谣传，说他的收入是来自于出售家族的艺术收藏，印象派、后印象派等等，应有尽有，“那是战后从匈牙利私运出来的”。谣传的根据是，两个巴黎的著名画商，弗南德（Ｆｅｒｎａｎｄ　Ｌｅｇｒｏｓ）和利尔（Ｒｅａｌ　Ｌｅｓｓａｒｄ），时不时地光临小岛，造访艾尔玛，想来总是有什么交易。弗南德出生在埃及但入了美国籍。利尔比弗南德至少小了十来岁，是个法国裔的加拿大人。他们是熟客，来了总是住进艾尔玛的拉法雷客房。

　　１９６７年初，一个轰动美国和欧洲的新闻，瞬间传遍了伊比扎。那是历史上最大一宗仿冒艺术大师作品的诈骗案，涉及的金额近乎天文数字。小岛被惊动，不仅因为新闻本身的耸动性，还在于它的涉案人。卖假画的画商，竟是伊比扎岛上人人都认识的老熟人，弗南德和利尔，艾尔玛的传世珍宝的经纪人。不久，又一个谣传在小岛私下流传，说是这两个画商卖的假画，都是艾尔玛的伪作。后来，艾尔玛的一个亲近朋友终于把这个谣传告诉了他本人。他拍拍艾尔玛的肩膀安慰说，我告诉他们了，别人都可以瞎说，我决不会相信，我了解你，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艾尔玛象过去一样微笑着，只是简单说了声“谢谢”。

　　几个月后，四月份的一个深夜，弗南德突然带了两个保镖，来到了伊比扎。当时艾尔玛不在岛上，拉法雷空锁着。弗南德不仅砸锁开门进去，还当众宣布，拉法雷本来就是弗南德的财产。艾尔玛从伊比扎消失，再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这个神秘的艾尔玛是谁？

　　１９０６年，艾尔玛出生在匈牙利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的外公是著名的犹太银行家，曾经为奥匈帝国的皇室服务。他的父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出任匈牙利驻土耳其和两个南美国家的大使。母亲对他从小就并不亲近，他由来自好几个国家的保姆带大，但他常常随同父亲旅行。在１６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他仍然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家庭的变故使他更渴望独立。在１８岁的时候，从小就有艺术天份的艾尔玛，终于得到母亲许可，离开布达佩斯，先后去慕尼黑和巴黎，学习绘画艺术。

　　艾尔玛终于有机会师从大师。他也用功，那是一种天性，他就是喜欢画。１９２６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的一张画入选巴黎秋季沙龙，那是年轻艺术家最辉煌的一刻，他的画和弗拉曼克（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Ｖｌａｍｉｎｃｋ）的画，挂在同一间展厅里。他在巴黎的蒙巴那赛（Ｍｏｎｔｐａｒｎａｓｓｅ）一直住到１９３２年。人们今天崇拜的马蒂斯、毕加索等整一代大师，对艾尔玛来说，只是他常常看到和交往的、一些性格鲜明的前辈同行而已。上世纪二十年代，是蒙巴那赛的黄金时代，也是幸运的艾尔玛在艺术大师群中做着大师梦的日子。

　　艾尔玛的另一份幸运是：他不愁钱。每逢他突发奇想，要跟朋友远游，只需给布达佩斯发个电报，告诉家里钱寄到什么地方即可。他享受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后来他回忆自己的人生开端，发现其实从一开始，他的梦想就只是一种自娱，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奋斗目标。他不是一个“奋斗型”的人。他看到自己性格软弱、随和，内心如荒岛一般，与外界隔绝。别人所看到，只是他那泛在表面的、闪着亮光的泡泡而已。

　　这个泡泡很快就破了。战争改变了一切。艾尔玛从来和政治无缘，可是，他丰富多彩的法国经历，和英国知识分子朋友的交往，对于纳粹来说，无疑就是危险人物的标志。他在匈牙利作为政治犯被关入集中营，出来不到一年，又被抓到德国，在一次审讯中被盖世太保打断了一条腿。他侥幸逃回匈牙利，躲到战争结束。布达佩斯的街头，到处都是苏联红军。父母都死了。家族的一切财产，包括瑞士银行存款，都被德国人充公。１９４５年９月，他终于再次来到巴黎，他的老师还在，朋友们还在，巴黎正在恢复过去的日子，可是艾尔玛已经一文不名。他住进最廉价的公寓，第一次进入了巴黎贫穷艺术家的行列。假如不是一个意外，他就不会是“那个艾尔玛”了。

　　那是１９４６年４月的一个下午，他的一个有点钱的朋友来看他。突然，她指着一张没有签名没有加框的画问道：“这是毕加索，是不是？”他狡谲地笑笑：“你怎么知道这是毕加索？”她对毕加索有点研究，再说她知道艾尔玛在战前和毕加索很熟，毕加索的画又有很多没有签名。她判断，那是毕加索“希腊时期”的绘画，而且，这是一张“好的毕加索”。她加了一句，“你卖不卖？”穷困的艾尔玛轻轻叹了口气：为什么不呢？就这样，他得到了两个月的生活费。三个月后，这位朋友来电话，邀请他去巴黎最好的饭店，还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她在伦敦偶然地把这张“毕加索”卖了四倍的价钱。艾尔玛愣在了电话里，那张小小的女孩的线描头像，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那确实不是“毕加索”，那是“艾尔玛”。当他用光了那笔钱的时候，他再一次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人在突破一条道德戒律的时候，需要外界的推动，也需要为自己寻找理由，要突破对外界的恐惧，也要突破自己的负罪感。推动艾尔玛突破最初恐惧的原因很简单，他饿，而他又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狠狠心对自己说，牢里也不能不管饭。同时，如此犯罪方式，又提供一条可以解脱自己的心理通道：他毕竟是依靠自己的天才在创作。可是，第一次有意行骗，还是令他胆战心惊。结果却是出奇地顺利。他用三张“毕加索”换回了４００美元。整整七年，他第一次手里再次有了一笔巨款。这一年，他四十岁。

　　行骗并不是艾尔玛的所长，他的才能还是在绘画上。艾尔玛的伪作从来不是对大师的临摹，他是在创作。他用功地研究他们的作品，然后顺着别人的思路作出奇特的“创作”。好在，这些现代大师们都是多产的，市面上流通着他们的大量习作、草稿，有些画得并不“好”。艾尔玛这才有可能乘隙而入。可是，一想到“销售”，也就是撒谎，经历等候检验的煎熬，他还是非常胆怯。于是，他找了一个叫做雅可的朋友，结成一画一卖的合作。起初非常成功。可是渐渐地，雅可经不起诱惑，开始在售价上欺骗艾尔玛，合作关系就此破裂。艾尔玛这个时候办妥了他的法国护照，年轻时的花钱习惯也迅速复苏。很快，他就又显得手头拮据。有雅可的成功在前，艾尔玛鼓起勇气，再度尝试自己推销。

　　他来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画廊，谎称要出售自己的家族收藏。“毕加索”们被留下供专家检验，他自己在旅馆等候。三天里，他多次紧张得差点逃离。三天以后，他收到一张６千美元的支票。这是他第一次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他觉得画廊会找毕加索的经纪人鉴定，也许早晚要露馅。手里有了钱，就没有当初敢于吃牢饭的勇气了。他必须立即离开斯德哥尔摩，想到法国的警察可能轻易地顺藤摸瓜找上门，他又不敢回法国。恐惧中，他慌不择路，买了一张去巴西的机票。好在他现在揣着一笔巨款，那可是１９４７年的６千美元。

　　 　　就这样，欧洲人艾尔玛第一次踏上了美洲大陆。这时，艾尔玛短暂冒充大师的经历，只是一场他想完全忘掉的恶梦。他自信是个有天份的画家，过去的一年，只是贫困中的权宜之计。他现在有了钱，当然要“回到自己”。在巴西，他替达官贵人们画肖像。当护照还剩三个月有效期的时候，他决定去美国看看。他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对美国充满好奇。

　　刚到美国，他很兴奋，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不久，１９４８年，他的画就打进纽约５７街的高级画廊，和包括杜飞、莫奈等大师的画，一起展出。可是他的画展并不成功，他只卖出一张画，还不够他印目录的开销。当然，这在画界很寻常。达理（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Ｄａｌｉ）那么有名，他在同一个画廊的展出，竟连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直到今天，美国画家的口头语还是：你永远没法知道市场。然而，艾尔玛花钱如流水，他很快面临选择，是坚持做“自己”，还是重操旧业。前者的道路依然艰难，他想了想，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年轻人，没有这份勒紧裤带罗曼蒂克的心情了。于是，艾尔玛走进一家旧书店，专门挑了一些２０年代的、大开本的欧洲老摄影集。他回到住处，小心翼翼地撕下后面发黄的空白纸张，然后在古董纸上创作“大师作品”。在美国的画廊，他又得到了出卖“家族收藏”的１千美元。

　　如此一发便不可收拾。从南到北，艾尔玛开始了他的美国历险。当然，他的仿作非常成功。艾尔玛从小溶化在血液里的欧洲风度和谈吐教养也帮了很大忙，他几乎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欧洲上流社会的象征。这样的人，掏出几张“家传名作”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大概有些大意了。于是有一天，他在洛杉矶踢到一块硬石头。

　　那是在比佛利山庄的画廊，艾尔玛打开了他丰盛的“家族收藏”。画廊的主人是弗兰克。皮尔斯（Ｆｒａｎｋ　Ｐｅｒｌｓ）。他立刻被吸引住了。那是三张早期的雷偌阿，两张经典时期的毕加索，几张１９３７年的马蒂斯和一张莫迪里阿尼。他非常喜欢那两张毕加索。这些都是单线素描，他一张张看过去，很是兴奋。可是，就在他看那张莫迪里阿尼的时候，他犀利的目光一下子捕捉到了什么。他迅速回到前面，重新审视，突然间，他明白了：那简直是一场革命，这些画出自同一只手！

　　同时拿出仿几个人的伪作，尤其是单线素描，那是很危险的。画家的手势里会有某个自己意识不到的习惯，假如它们同时在“不同画家”的画作中出现，这就叫“破绽”。皮尔斯礼貌地打听了艾尔玛的地址，然后，他把画夹扔到艾尔玛面前的桌子上，指着大门说：我给你两秒钟离开这个街区，二十四小时离开这个城市，否则，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报警。艾尔玛脸色苍白，有些颤抖。强制自己镇定，离开了。皮尔斯没有报警。

　　艾尔玛其实始终在“做自己”还是“伪冒别人”之间挣扎。１９５２年，他来到新奥尔良市。他一边在旅馆造伪，一边为新奥尔良老市政厅保存的一批美国历史名画作修复。这个工作使他挣了五千美元，还因此得到了该市荣誉市民的称号。那个时候，艾尔玛的法国护照已经过期，他也没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所以，他大概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黑”了身份的流亡荣誉市民。不久后的一个夜晚，他再次痛下决心：洗手不干了。艾尔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了六个月，最后拿出了一大摞署着“艾尔玛”名字的作品。在他出售伪作的时候，为了避嫌疑，他总不提自己是个画家。现在，他理直气壮地来到画廊，自豪地这样开始，“我是一个画家。”

　　几乎成为规律，艾尔玛自己的画作卖得时好时坏，而最后，总是会走下坡。又一次“开禁”，是在１９５３年，房租逾期未付，他差点要被房东赶出去。最后，他钻进屋子待了一个小时，出来时，画夹里多了一张“莫迪里阿尼自画像”。他到画廊兜了一圈，再回到房东面前，口袋里又有了二百美元现金。不久，他从一个画商那里得到“消息”，最近市面上又“新发现”了一张“莫迪里阿尼自画像”，价格已经翻到四千美元。就在这个时候，艾尔玛署自己名字的作品，忽然被一个小画廊的主人看中。这名画商现金短缺，就把自己一辆差不多八成新的银灰色林肯轿车给了艾尔玛，换他余下的全部作品。这是一个好兆头，他似乎应该再接再厉，继续一个画家的奋斗？可是，坐在舒适的林肯车里，艾尔玛再也不想回到他的破公寓和穷艺术家的日子里去了。他去了迈阿密。

　　也许是那张“莫迪里阿尼自画像”对他的刺激，也许是艾尔玛又一次当穷画家的经历，也许只是那辆林肯车，总之，这次他的确摆出了大干一场的气势，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再也不跑画廊，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全美国的博物馆、著名画廊等等，发出一封封内容差不多的信：亲爱的先生，我收藏了一张马蒂斯作品，钢笔画，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年之间，假如您有兴趣，我将寄一张照片给您。艾尔玛开始姜太公钓鱼。

　　他得到的第一个回应，是圣路易市的城市历史博物馆。接着，他和全美各大城市的博物馆及著名画廊建立了联系。他把他的“收藏”卖到了纽约、费城、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巴尔蒂摩、华盛顿、波士顿、克兰弗兰、底特律、达拉斯、以及旧金山等等，卖到这些城市的现代美术馆和一流画廊，开始了艾尔玛的全盛时期。他的仿作已经炉火纯青，大客户们几乎不再提出疑问。仿作也已经不再限于素描，也有了油画。后者不论在材料和绘画技术上，模仿造旧都要困难得多。而他模仿的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欧洲现代大师。艾尔玛最得意的一笔买卖，是他竟卖了一张“马蒂斯”给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那是一个女人的肖像，坐在有着花瓶的餐桌前，近乎完美。佛格在美国是最好的艺术学院，这个博物馆的水平当然也非同寻常。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女馆长安格尼斯·摩根（Ａｇｎｅｓ　Ｍｏｎｇａｎ）虽然作主买下了这张“马蒂斯”，却没有马上展出，她放着。一段时间以后，直觉使她感到越来越不对。于是，她开始收集和研究由艾尔玛出售的“马蒂斯”们的照片。最后，博物馆决定，永远不展出那张来自艾尔玛的“马蒂斯”。可是，买进这张“名画”已经是博物馆吞下去的一颗苦果了。

　　对于艾尔玛，这是一个业绩过于辉煌的时期，“好得几乎不可能经久”。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艾尔玛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他有一个老客户，是芝加哥主街画廊（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ａｌｌｅｒｉｅｓ）的主人弗克纳（Ｊｏｓｅｐｈ　Ｗ．Ｆａｕｌｋｎｅｒ），画廊位于市区最热闹的北密西根大道上。弗克纳是个谨慎的画商，他在买进艾尔玛的“收藏”之前，都会先把照片给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Ｔｈｅ　Ａｒ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鉴定，每次他得到的答复，都是“真迹”。所以，他很放心地进货，买了不少“艾尔玛”回来。直到有一天，他的画廊要在纽约作一个展览。临近开幕，却被通知说“取消”了，原因是发现其中有膺品。尤其是其中的“马蒂斯”，是马蒂斯的秘书作出的伪作鉴定，那是绝对权威的。

　　弗克纳犹如遭到一个晴天霹雳。他镇定下来，作了一番调查，基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是给艾尔玛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对卖到芝加哥的“收藏”，给出鉴定证书。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买卖实在不小，艾尔玛知道对方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回了一封信，作为“缓兵之计”，然后立即撤离了迈阿密。这些进入弗克纳画廊的伪作，当然已经纷纷售出。弗克纳是个认真的商人，他对所有买了伪作的客户去信，退还他们的货款。然后，他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了案。他个人在这场灾难中损失了１万８千５百美元。这在１９５６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款子。艾尔玛可谓及时出逃，全身而退。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到他的住所，他已经消失无踪。在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６年的迈阿密时期，艾尔玛的总收入将近十六万美元。

　　他在南美躲了一阵，再转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冒险再次由底特律附近入境美国。在过边境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名字大概就在长长的一串通辑犯名单里，艾尔玛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待边防警察问到他的旅行目的，他脱口而出：看美术博物馆。出租车司机在一旁听着，就问也不再问，一顺就把他拉到了美术馆。艾尔玛木然走进展厅，迎面就看到一张“马蒂斯”，他一眼就看出来，那是“他的马蒂斯”。

　　艾尔玛习惯于高雅上乘的生活。年轻的时候他被父母宠坏了，现在他又随意地让自己的“容易收入”宠坏自己。手里只要一有钱，他就懵懂地回到了年轻时代，钱在他那里，是自然地顺畅地流出去的。因此，不论他收入多少，只要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发现自己又回到“贫穷状态”。这一次，在芝加哥的画廊，他是真正做砸了。因为当他再次把钱花完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走进画廊，掏出一张“马蒂斯”、得到“容易钱”了。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目标。在此后逃亡的过程中，他总隐隐觉得，调查局探员正形影相随。他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就在这个时候，艾尔玛遇到了弗南德和利尔。这是一对同性恋伴侣。弗南德不仅穷极潦倒，也恶形恶状。他们都和艺术毫不沾边。弗南德听说了艾尔玛的故事，就紧紧地缠着他，要和他“合作”，也就是替他去卖画。艾尔玛从一开始就讨厌弗南德，他们完全是来自两个世界、也永远属于两个世界。可是，他一方面性格软弱，经不起缠。另一方面，在联邦调查局挂了号以后，他也别无选择。弗南德对画一窍不通，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艾尔玛只能一字一句、一招一式地教他。弗南德脾气暴躁，控制欲很强，性格软弱的艾尔玛很快就在他的严密掌控之中。艾尔玛从来没有与这样的人交往过，被逼得走投无路。当他们提议一起去欧洲闯天下的时候，艾尔玛答应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换个环境摆脱这两个人，重返自由。他们设法为他在加拿大买了护照。艾尔玛把所有的私人物品，包括一大批还没有出售的伪作，存在美国旅馆的保险箱里，设法再次混过美加边境，在加拿大拿到了一张用别人姓名的护照。

　　在美洲，艾尔玛生活了将近１３年。现在他又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为了躲避弗南德，他宁可悄悄离开了他喜欢的巴黎。对于艾尔玛，整个欧洲都是他的家乡，他回家了。在熟悉的艺术氛围和老朋友中间，他久已失落的、做一个画家的梦想，再次强烈地在胸中涌动。他想，他多年的梦想失败，是因为美国这个乡下地方没人真正懂得艺术。现在，他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他５３岁，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两年后，１９６１年，艾尔玛做艺术家的梦想，再次破灭。他还是重复了在美国的经历，卖自己的作品，渐渐难以为继。他为了寻找机会卖掉一些自己的画作，又回到巴黎。就在到达的当天傍晚，在巴黎的圣谢荷曼教堂面前，艾尔玛刚刚跨出出租车，眼前站着的，恰好就是弗南德和利尔。这就叫做命运。

　　艾尔玛惊讶地发现，在他失败的两年中，这两个昔日小混混，尽管失去了他的支持，在欧洲画界当经纪人居然干得非常成功。他们衣装整洁，看上去收入良好。弗南德劝他再度与他们合作。和前一次不同，艾尔玛已经知道弗南德是个什么东西，可是，他还是答应了。艾尔玛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感觉，就和“浮士德向魔鬼签下出卖自己灵魂的证书”一样。他被瞒在鼓里的是，他们这两年的成功，其实全部是在汲取他的血汗。弗南德得知艾尔玛在美国的旅馆保险箱里存了一批假冒的名画，就悄悄回去，以艾尔玛的名义骗出了这批“收藏”，这才是他们这两年来成功的真正秘密。这批收藏即将告罄，偏偏老天就把艾尔玛送到眼前，怎不叫他们喜出望外。

　　此后，弗南德和利尔的销售不惜动用一切违法手段。他们出大价钱印画册，把伪作塞进名家的画集中，对法国政府指定的名画鉴定专家行贿。论活动能量，这是当年的艾尔玛望尘莫及的。他们的销售遍及欧洲、日本和美洲。象挤牛奶一样，艾尔玛被他们催迫着拼命地“出产”。弗南德吃准了艾尔玛的软弱，也吃准了５５岁的艾尔玛已经难以自己施展。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艾尔玛收入很少，他们却轻易暴敛。建造拉法雷的时候，艾尔玛一直以为是自己挣出了一个养老的居所，可是在最后一刻，弗南德总有办法让他相信，财产登记最好还是用弗南德的名字。也许很难想象，艾尔玛在本质上仍然有他非常天真的一面，他总是不能对钱财精明，对弗南德的花招始终陌生。

　　成功会带来信誉，画商也一样。到后来，他们的信誉几乎成了“真货”的保证。做生意也就越来越容易。弗南德最后打进了最高级的艺术拍卖行。据说，艾尔玛伪作的杜飞在画市中已经占了主流，甚至法国的杜飞鉴定专家，已经过于熟悉假杜飞的风格，有一天，有人送来两张真杜飞，居然因为缺乏艾尔玛的某种味道，而被专家鉴定为假货。倒霉的杜飞一定在天上气得背过气去。

　　弗南德和利尔迅速暴发。可是，他们也几乎必定会被自己根深蒂固的低劣所毁灭。艾尔玛的个人习惯，是处事认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他不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技术上也不马虎从事，而这些素质是这个“行当”必须具备的。所谓艺术大师，意味着他们对艺术的创新作出过超常的贡献，但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张张都好。所以画商很习惯说一张“好的毕加索”，或者一张“坏的马蒂斯”，而精明的画商几乎总是喜欢艾尔玛的伪作，称赞那是“好的大师作品”。弗南德和利尔则风格相反。可惜的是，在这三个人的关系中，偏偏素质低劣的处于强势，而性格软弱的艾尔玛最终被他们控制，身不由己。质量守不住，原则就守不住了。事情最后从几个方向败露，看起来是一系列的意外和巧合，其实却是必然。

　　突然成为百万富翁之后，弗南德开始花天酒地，迅速导致他和利尔同性恋的关系破裂。最后他们反目为仇。这个过程中，一些客户看到了他们暴露出来的个人品质阴暗的一面。美国德克萨斯的石油大王迈德斯（Ａｌｇｕｒ　Ｈｕｒｔｌｅ　Ｍｅａｄｏｗｓ），正是据此开始怀疑弗南德卖给他的收藏是否可靠。他不得不担心，他收得太多。从他们手里，迈德斯买了４４张“名作”，价值成百万美元。他召集了专家鉴定会。一名专家看完问道：“我在开口之前必须先知道，您是准备好了接受事实，还是我们以后再给您书面报告？”迈德斯回答说，告诉我事实。事实是，他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假画收藏者。然而，在场的专家们，仍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么多假冒不同大师、风格迥异的高质量膺品，有可能出自于同一个人。

　　差不多同时，他们在其他场合被揭穿。一次是在凡尔赛，由法国政府举行的艺术拍卖会上。他们送去一件杜飞弟弟的作品。那是艾尔玛在心境非常糟糕的时候，被逼着赶出来的。画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对人的精神状况要求很高。这并不是说心情愉快才能画，悲哀和痛苦往往能够产生杰作，但是，它必须是人处于外部刺激和内心冲动的耦合点，才能激发创作冲动。假如进入长期的沮丧，很可能彻底毁了一个艺术家。艾尔玛当时十分压抑，他告诉他们，这个时候他画不了杜飞，可是和往常一样，他总是屈服。最后，他拿出的东西果然不行。假如是他作主，这张“杜飞”就该扔进垃圾桶了。可是，弗南德让他改签了名气较小的、杜飞弟弟（Ｊｅａｎ　Ｄｕｆｙ）的名字，还是送进了拍卖行。结果，被揭穿是伪作。

　　这样的情况，一般只是退回画作。因为画商也可能看走眼，收藏了膺品，虽声誉大降，却不能据此就认定是画商犯罪。但是，不久以后，弗南德又送交法国著名的邦特瓦兹（Ｐｏｎｔｏｉｓｅ）艺术拍卖会一张弗拉曼克的油画风景。油画的仿作不仅在技巧上困难得多，而且它干得很慢，哪怕一年之后，假如用针刺，还是会带出一些新鲜的颜料来。艾尔玛以前仿作的油画，往往是仿马蒂斯、莫迪里阿尼这样的画家，他们用颜料用得非常薄，很容易干。这张“弗拉曼克”不同，那是一张颜料堆得相当厚的油画。艾尔玛在一年以前画完，他交给利尔存在仓库里，照例关照他们，必须等够“年头”。可是，弗南德“等不及”。他把那张还是“生的”风景画，送了进去。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一个政府拍卖行的雇员看到那张画粘上了一粒灰尘，他擦了一下，不由大吃一惊，他擦下了一块照说应该是弗拉曼克在１９０６年抹上去的天空！这次，拍卖行立即报警了。

　　那就是１９６７年，弗南德带了两个保镖，来到伊比扎小岛，砸锁住进拉法雷，赶走艾尔玛的原因。他们不再需要这个天才了。不久，弗南德感觉小岛也不算安全的避风港，就去了他出生的埃及。几经周折，弗南德和利尔还是分别在欧洲落网。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艺术诈骗案就这样结束了。

　　艾尔玛流亡了一段，在弗南德离开伊比扎之后，回到了小岛，而小岛已经因为他而世界闻名。由于种种原因，他受到的惩罚，只是在伊比扎被短暂监禁，并且在释放后被要求离开小岛一段时间。艾尔玛已经是个花甲老人，他手里还是没有钱。他又开始尝试画“艾尔玛”，可是，在太多地做了“别人”之后，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了。时过境迁，听他对朋友评论现代大师，那真是非常精道，毕竟，这些大师，一个个地，都已经被他“吃”透了。

　　这个案件，是上世纪画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美国艺术品交易的中心－－纽约州，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确立了震动国际艺术交易界的立法，保护艺术品的收购者。该法规定，购买者买下艺术品后，假如在２１天之内向拍卖行声明是膺品，并且在声明之后的两星期内，能够提供“超越怀疑的证据”，拍卖行必须退款。案件的揭发，也引起一大批假画的发现和法律诉讼。但是，据估计，艾尔玛总共画了一千件以上的“名作”，被揭示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艾尔玛没有画作记录，弗南德和利尔在案发以后销毁了他们保存的销售记录，艾尔玛的伪作们，料想都会被再三转卖，通过画廊和画商，最终进入私人收藏和美术博物馆，仍然以大师们的名字，镶着精美的框子，在聚光灯下展现迷人的魅力。

　　不谈弗南德和利尔，就艾尔玛来说，他是违法的，这毫无疑问。可是从道德角度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息。艾尔玛当然受到道德批评，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不认作品认签名”的社会的一个牺牲品。可以肯定的是，人是有弱点的，艾尔玛的弱点，惟有和社会大众的弱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结出如此奇异的果子。当人们收藏艺术品的目的，不仅是观赏，也为了增值，甚至不是为了欣赏，仅仅为了增值的时候；当商品的意义不仅超越艺术本身意义、甚至二者完全脱节的时候，值钱的就可能不再是那张画，而只是画上的那个签名。这就是达理在堕落的时候，能够大量地卖出空白纸上的签名、主动供别人去造伪的原因；也是如毕加索自己承认的，他能够在晚期以潦草的涂抹戏弄崇拜者的原因。社会只可能用法律把人的弱点规范在一定的范围里，使它不至于酿成导致社会失序的灾难，而不可能期待以社会运动彻底扫除人性的弱点。每一个人的弱点，是他自己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困境，是惟有他自己和上帝才能够讨论的问题。

　　过年的时候，我们和朋友一起在芝加哥逛画廊，大家兴高采烈地连连感叹：大师是不能冒充的。朋友，当你读完这个故事，相信以后，假如再看到雷偌阿、莫迪里阿尼，假如我们感觉，那是一张“好的”大师作品，那么，艾尔玛的影子，就无可避免地会悄悄走出来，向我们露出他有点害羞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