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一毛三”我把瓶子往回柜台上一放，大声说。那时，我六岁，已经会到胡同口的小铺给我老舅打酒了，孔融不是七岁才会让梨吗？

假使我不开口，那卖酒的老者也知道我要什么，因为我每天下午都来，永远拎着那个缺口儿的玻璃瓶，老要那一种酒 - 最便宜的。

老者不问我要不要其它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手里就攥着两毛六。

捧着瓶子走，酒香从破损的瓶口溢出，撮一口，嘿，辣！香！

到家了，舅舅问：撮了几口？
我说：不多，就两口。

舅舅大学毕业工作没多久就成了专政对象，心情不好，天天以酒解忧。据说，我更小的时候，每次他喝酒，我会凑过来，他就用筷子沾点儿放我嘴里，有一次，多给了几筷子，完后我满院子跑，估计是有点儿“高”了。

发工资的日子，舅舅会到小饭馆里喝点儿好的，配上炸花生米 - 给我的。所以我觉得，讲究一点儿的喝法，应该是在馆子里。

我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一家人难得团聚，偶尔团聚，自然对我百衣百顺。我大约七岁的时候，我爸妈带我上街，路进小酒馆，我一定要进去座座。座下，要酒，还要炸花生米，我妈也拗不过我。邻座的人们看得有趣。我将那酒一饮而下，象老舅一样。

回去的路上，我爸用自行车推着我，至今还记得哪种晕晕糊糊晃晃悠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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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故事后来还有，只是我现在不喝了，不是不能，而是不想，盖因一喝脸就通红，不好看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