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信仰？

凤凰网煞费苦心地推出了一个年度特别策划：寻找中国人的信仰！开篇就称中国人不缺少信仰，只是缺少发现信仰的精神。

中国人有什么信仰？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信仰？当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人是应该思考思考这个话题。

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8%，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中国人在信仰乃至价值观的选择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特别是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增长到现在超过了8000万，甚至1亿以上。这是一个奇迹，是世界福音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世界教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基督信仰正在渐渐融入整个中国社会，融入中国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正如万科的王石所言：如果要选择一个信仰，他会选择基督信仰，因为他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与基督教义最相吻合。

著名学者、经济学教授赵晓认为：“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契约精神与博爱精神，既是基督文明的亮点，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有信仰的地方更有诚信，神圣的契约精神成为现代商业文明与宪政文明的基石。无论是企业自治理结构还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结构，都基于基督教原罪的教义，相信人性本善的文化完全无法导出。博爱精神及背后的神本主义、圣爱思想则是现代社会保持和谐、避免暴力的主要精神来源。”

所以，赵晓教授极力倡导中国建立于“有十字架的变革”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中国第一次崛起是汉，以儒道互补为文明基石。第二次崛起是唐，以儒道佛互补为基石。现在是第三次崛起，以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融合为新的基石，神本原则、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将在中国的工商文明、宪政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中承担起普世价值的角色，最终令中国有能力向世界输出真正的价值观。

地产富豪潘石屹一直都在关注和思考信仰问题，他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撰文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实质的确是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在危机中，信心的确比黄金更重要，但信心的基础是诚实，是信赖。越是处在欺骗的环境中，大家就越没有信心。试想，如果我们的食物中还有许多的三聚氰氨，如果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兼职的，专职的，间接的和直接的麦道夫欺骗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来？诚实、关爱、负责任……这些精神品质是全社会财富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物质财富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以持续。”

“精神品质是如此的重要，但在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去谈爱，强调诚实，常常会显得可笑、幼稚。一般人认为这些是小学生才谈论和学习的问题，甚至会有人斥之为伪君子，讲大话，或者另有其它目的。也确有人想利用物质世界的原则去促进精神品质的进步，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物质和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精神世界统领着物质世界。其实，世界的本质不是我们过去所学的物质决定精神，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规律，精神世界有精神世界的法则，如果用物质世界的手段去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就如同用尺子去量温度，也如同用温度计去称重量一样的不可能。精神品质提高的基础是信仰。”

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有人或许说曾经信仰共产主义！但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再把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看做一种信仰。有人或许说我们信仰道教、儒教、或者佛教……是的，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在功利实用中寻找自已的信仰，中国人所拜的偶像也在随着时代的改变在不断的改变，无论是一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无论是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观音菩萨，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于是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灵魂一直以孤儿似的方式生活着，没有依偎、没有依靠，没有勇气、没有信心。当三千英法联军从塘沽口岸登陆后，就能所向披靡，一直杀戮到圆明园；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日本鬼子可以驱赶一个村一个镇的中国百姓。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如同一群迷失的羔羊。

文化和宗教情怀未必能立即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或者素质，但对整体社会而言，如果走出过去信奉政治理想的说教之后，让权力和财富来取代我们的信仰，那显然又是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另一种迷失和悲哀。

当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这个巨龙己经苏醒，一个失去精神依托的社会和民族，究竟要靠什么为自己的过去救赎？对未来的世界又可以救赎什么？

救赎始于悲悯。耶稣牺牲自己，佛陀警醒世人，人类的救赎从来都必须靠杰出人物的提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是在一个救赎者的原始意义与精神都纷纷失去功能性的时代，遗忘或者被扭曲被滥用成了他们的宿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危机，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片肥沃的传播福音的土壤。就在口喊理想的官员疯狂贪腐之时，就在道士忙着养生敛财之时，就在国学孔学与政治联姻之时，并不受官方待见的基督教在我国城乡的影响却日渐深远。这一切都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将一切宗教信仰迷信四旧扫荡得干干净净，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样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上帝的无形之手，给中国人铺就了一条通往天国的路----这是一条洗涮罪恶的路，这是一条寻找灵魂的路，这是一条走向希望的路，这是一条走向永生的路。
　　
   中国今天除了三自教会，还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在没有合法登记的场所聚会敬拜。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被中国人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由于家庭教会的自发性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不能向政府进行相关的登记备案，因而常常受到各种刁难、恐吓和打压，甚至迫害。虽然我党都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信仰自由早就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之中，这就是说，公民选择信仰基督教本身将受到宪法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宪法之下，政府又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被视为非法。这意味着，我国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每周都在参加非法聚会，只不过政府默认了这种聚会形式。家庭教会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三自”教会教堂太少，仅以北京和上海为例，解放前这两个城市各有大型教堂几百家，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信徒聚会的需求和出行的便利。另一方面，基督徒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在上帝掌管之中，惟有上帝才能改变世界，也才能影响并改变人心！

上帝是否存在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怀疑，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少地看见上帝的行动。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的前后，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上帝已经死了”的口号。

人们可以破碎一个旧神话，同样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理念。当物理上的上帝已经被人从脑海中淡化的时候，康德却说：即使这个世界上上帝真的不存在，那么因为需要，我们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如果说，上帝是宗教的需要，那么宗教就是道德的需要。如果没有了上帝，那么还有谁能够管理超出道德，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行为呢？按照康德的理念：上帝应该是真、善、美的代表，是智慧、正义、力量的化身，是道德行为的审判者。人们需要真善美，需要智慧、正义、力量，需要道德审判，这些离开了上帝，几乎是无所适从。

拿破仑曾经说过：“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谜；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有人曾问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士（H.G.Wells）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甚之人时，他回答说：“若按历史的标准来决定，此人非耶稣莫属。”

歌德这样一位对基督教持有偏见的天才，到了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神真要来到世间，他必然是出现在耶稣这人身上。”歌德晚年对信仰有过精辟的论述：“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歌德的话深刻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一直以来，没有官方权威的数字。今年8月11日，中国社科院才打破沉默，发布了立场鲜明的《宗教蓝皮书》，称我国现有基督徒2305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

如果从传教士马礼逊踏上澳门码头的那一天算起，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官方的数字向来都很谨慎，而民间的数字向来又很乐观。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万，甚至超过了一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要数倍于官方三自教会。然而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并没有一个真正令世人信服的数字。而真正准确的数字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可以肯定，中国基督徒的队伍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基督信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信仰绝不是以枪炮为后盾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而是润物细无声，那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传道人正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在奔走中国大地，撒播着福音的种子。这样的大使命，中国本土的理想、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什么没有做到？后者都有强大的政权力量或有上千年扎根中国本土的历史。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是的，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被当今社会所关注。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能平心静气座下来，学习和讨论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连温总理也在写下仰望天空的诗句，可见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都曾有过迫害或排挤基督教的历史，韩国和日本比素有包容之心的中华民族在排挤外教方面做得更为偏激和彻底，而当时也正是日本和韩国社会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经济落后的黑暗时期，今天这两个国家从社会制度到科技，和西方己经没什么差别，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两国并没有因此丧失民族性，在许多方面其实比中国民族性保存得更为纯粹。

从基督教在全球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来说，基督徒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正从历史上的欧洲（十八世纪以前）和北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转向亚洲非洲南美等地（二十世纪和廿一世纪）。从绝对人数和增长的速度来说，亚洲的中国、韩国已经成为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基督教大国”。

所谓“基督教大国”应该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础，绝不应该有任何政教合一的成分。基督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信仰，是关乎个体生命的信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任何试图通过把基督教信仰强加在国民身上，而使一个国家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社会实践上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利于福音的传播。

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是“入世”的，在历史上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又深远的影响，基督信仰在未来能不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其实比基督徒人数的多少更值得中国人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