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纯真星空（代序）

一
一本书要出版了，按照惯例，该找个本行业名人什么的写个序言，鼓吹鼓吹。一则借重他们的大名，壮壮隐忍而生的小作者们的行色：你看，这么有名望的大人物都推介我，我的作品还会差到哪儿去吗？再则，联络联络与这些“人物”们的感情：你的书都请他写序了，他难道还认为你不看重他不崇拜他吗？这样，一本像样不像样的书出来，大家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小作者俨然名家，名家仿若泰斗了。
不能说我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美妙的想法，诚实地说，有时还非常强烈， 甚至还为此寝食难安；但最后还是认识到客观上本人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身处小城一隅，坐井观天，所识有限，自娱自乐，拿这样的东西就教于方家，岂不是贻笑大方，自讨没趣？再就是写作这玩意儿，属主观性非常强的个人行为，无非就是通过你的文字所建构的心灵通道和你有同样想法或者说能和你产生共鸣的读者交流。至于说其他的，都是手段，都是锦上添花，都是技术性的活儿。优雅还是笨拙，睿智还是平庸，深刻还是肤浅，灵性还是驽钝，都摆在字里行间，明眼人一看就知，不明眼者也大可不必了解，毕竟，音乐只对音乐的耳朵起作用。方家们的一番大话果真就能点石成金？
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表达方式，你文本的表层结构所屏蔽的象征意味，如果不是你独有，如果你还不能理性地自知而又非要方家们来说个一二三四，岂不是强人所难，赶鸭子上架？如果他们碍于人情，明知不可而为之，昧着良心提携“稀泥巴”后生，岂不又是逼着别人在业界落个“水变油”先生的坏名声？况且，这些还都是建立在不遭遇“砖家”的基础上。我辈既无辨别真伪的好眼力又不敢承担如此大责 ，所以也只好夫子自道了。

二
大约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大一学生的时侯，就开始写了这本书中的一些篇什。那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思想大碰撞的年代刚刚结束，文字对人们生活的浸染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重，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印在纸上的东西还抱着尊崇的态度。大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年轻气盛，我和许多人一样，不幸患上文字崇拜症，写点自以为是的东西，感觉颇为神圣，老是以为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时，学校管理很严，晚上十点就要熄灯。一腔热情的支配，我经常是在寝室熄灯之后，点着蜡烛在厕所挑灯夜战。尽管臭气熏天，蚊叮虫咬，依然我行我素，痴心不改，写些现在看来幼稚的东西。其实，这么卖命的目的说来简单， 无非想找份像样的工作。我们上的是中文系，所学的那点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虚无缥缈得如烟似雾，连那些最爱学习，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的女同学心里都不踏实，不知毕业后路在何方，我们这些成绩一般，又无什么背景的人当然更是一派惘然。你总不能把那些吟弄风情的唐诗宋词风花雪月的中外名著都写在纸上挂在口中，对抱实用目的而来的招聘者说，看我多么有学问，多么有文字修养！岂不是缘木求鱼？
这年头，别人需要什么，看重什么，大家心中有数。有了点文字的东西在手里，就像是人落水中有了根稻草，虽然不一定管用，但总还有了个求生的抓手，不至于白白等水淹死。正是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几个相好的哥们儿约定，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写点东西，以备将来找工作之需；三十岁时，如果未能取得别的什么成绩，而条件又许可，可以单独出书，给我们的青春留一份纪念，这样也算自欺欺人地不白走人生一遭。现在，我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兑现十年前的那份约定，也算是对一事无成的青春时代的一丝慰藉。

三
那时，我之所以选择现在看来是叫小说的东西，也是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这种体裁文字多，容易写长，几篇像样不像样的东西凑在一起，厚厚一大本，更容易被招聘的人相中。就像旧社会卖儿卖女一样，尽管衣着破旧，站在市场，别人一看就知道是要卖之人，但在头上插一根长一点的草标，更能引起东家们的注意，卖起来可能更快一些。 可后来，情况并不如我们所预料，谁的命运也没有因为这种努力而有什么好的改变，该教书的教书去了，该返乡的返乡去了；相反，有一些同学因为过于迷恋于这些文字的东西，放弃了许多好的机会，直到现在还在承受命运的捉弄。
老超，在我们那一批人中，成绩应该算是最好的。他专门写诗，大学二年级开始，就在《诗刊》等全国最高级别的专业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及评论二十余篇，其中《 一个人的北方》甚至还获得了全国青年诗歌大赛一等奖。当时，我们学校还专门为他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一所大学第一次为在校大学生举办作品研讨会。小有名气的老超一时间成了那个城市最有活力同时也最具潜力的文人。有了这种资本无论留校还是到其他好一点的城市工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老超放着到北京去工作的合同不签，到了那个城市的一家报社。
当时，当记者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虽然我们对文学和新闻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误会，对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同特征认识还非常模糊，但好在当时不存在什么新闻竞争，一个纯粹的文人干这个职业也未尝不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超过于文人化的个性在那里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自己所建构的那套比较成熟的语言系统和当下的新闻语言系统发生严重抵牾，他几乎无法忍受现在新闻媒体的运作特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那家报社的经营不太好，连正常的工资都不能得到保证，生计成了问题。现在，他又离了婚，当年因热爱诗歌而主动追求他的爱人已经跟了别人。真是成也诗歌，败也诗歌！
一个身边人的经历，让我真正认识到了，在一个文学严重边缘化的年代里，企图靠文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力量是多么弱小！想法是多么单纯！我再次想起了老子的那句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本书的一些篇章中，多多少少有一些我那位朋友的影子。
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当时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一些小说在《长江文艺》、《青年文学》、《芳草》等杂志上发表了，满足了一下青春年少的表现欲，赚取了部分羡慕的眼光和毕业前山吃海喝的酒钱，但我并没有将它们装进求职文件袋，因为我深知，这些东西是工作所不需的。工作后，由于职业原因，天天和各种各样的文字打交道，天天和各式各样的文人打交道，真的伪的，善的恶的，虚的实的，像张网一样，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见多了，看淡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对文字产生了厌恶感，觉得该远离这些搬弄是非钓名沽誉的东西， 老老实实做个沉默的看客算了。可是，后来在为生活的奔波中，越来越发现了自己的无能，要真的离了它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惶论其他？于是只好又拿起笔来……
大哲家罗素曾说过，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着的人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精神平台的，当你找不到精神同道的时候，最后还可在这个平台上或自我解嘲或自我解救，对疼痛的灵魂施以疗治。这里面有几篇就是苦闷时期的东西。这些文字，在别人看来也许需要费力地解读，但于我，它却是一条恰如其分的管道，实现了心灵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沟通， 我本人也实现了精神重负的释放。这些就形成了小说集中带有另类色彩的东西。

四
“文学是语言的探险”，罗兰•巴特如是说。但在我看来，文学更是心灵的探险。这本集子的写作，陆陆继继长达十年之久，各个方面的起伏都非常大，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所写内容个性色彩非常浓厚。正因如此，它们可能只适合于和我一样性情的读者，所以对黄钟大吕、奇情怪异、市井百态类小说感兴趣的读者大可不必在它上面浪费时间。从创作方式上看，有些文本带有明显的实验特征，普通读者解读起来可能比较困难。这些是我为和那些比较专业的人士进行探讨而构建的特殊文本平台。
十年后的东西和十年前的东西放在一起，重新审视起来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时间的足迹在字里行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生命的感触被这些文字注释得密密麻麻。文字的链条就像是心灵的链条，从锃亮如银，到锈迹斑斑。同样的人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间写出如此不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的文字？这时的我看那时的我所写的东西为什么会有恍然如梦的感觉？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究竟谁更接近生命的本真状态？难道生命的历程必须以本真的失去为代价？难道真的是岁月无情？推己及人，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我的那些同学有的已经忘记了十年前的那份约定，当我打电话提醒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说，真的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即使记得的也说，现在什么年纪了，还提那时的事儿。
时间，看来不仅仅在我一个人的身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负重和伤痕，在别人的身上亦复如此，而只有我愿意单独赴十年前的那场约会罢了，尽管这场约会多少有些孤独。
当然，现在将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同时还想以此为手段，寻找同曾经的我一样，热烈地憧憬过，艰辛地努力过，现在却还沉默着隐忍而生的伙伴。其实，我也知道， 这一目的是有些奢侈的，在物欲泛滥的今天，在语言中处处丁当着铜板声的时代里，用这种方式寻找心灵的同道者已显得相当落伍和不合时宜；但是，我还是坚信，总有一些人在用那份纯真默默守望着星空般高远的心灵，总有些不知名的朋友在那些不知名的角落默默期待着生命的知音……

罗庆学
2002年10月于三峡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