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不见来时路

　　翻过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坟场。坟场边有一个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在挖一种叫做荠头蒿的野菜。乡下人有个三月三吃荠头蒿粑粑的习俗，说三月三是五阎王收鬼的日子，这一天阳间的人要是不吃荠头蒿粑粑把魂巴住，贪多不嫌少的五阎王就有可能连带着收些生人下去壮他的地府。我想这种习俗之所以沿袭了下来，一是因为乡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为这种蒿子粑粑在这个季节里实在是好吃。那种带着野味的清香谁吃了都不会忘。只是这种粑粑做起来比较费事，又要烫蒿，又要蒸面，还要加放许多佐料。烧起来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现在繁忙的乡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这种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这女人打招呼：“还没到三月三哩，怎么就开始采蒿了?”女人抬起头笑着答应：“今年雨水多，节气早，趁这两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问她这里是不是辛郢村。她说是，答过了又问，“你来辛郢找谁?”我看了看她的双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机征求她的意见。“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对方赶紧摆手说：“不照不照，我没钱。”她把我当成照相的了。于是告诉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绍我的身份以及解释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这么问她：“请问你念过书吗?”她点了点头，说念过，三年级没念完歇掉的。她说的三年级一定是小学三年级。我知道我该如何和她交谈了。我说我原先也是个乡下人，后来念了书，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对乡下的事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对乡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来辛郢就是想听听乡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伤致残的乡下女人，眼下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打心眼里可怜这些乡下姐妹，没有别的，只是想跟她们说说话。女人很认真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听明白了。听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叹了声气说：“噢———是这样。像这样这的事我能跟你讲三天，倒三箩，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随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这片坟场吸引了过去。十多座坟茔，几乎都是新坟，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诉我，她叫佟华，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还告诉我，眼前的这片坟茔，人们管它叫“打工坟”，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时得的血病，回家来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晓得，是挨胶气冲的……“还有这边，一溜条5个是吧，两对夫妇加上一个开车司机，去南方找他们的一个妹子，这个妹子在打工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再望望前头的两个，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娘，儿子在打工时让钢丝绞断了腰，瞎眼老娘听到了噩讯，上吊死了……”佟华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在讲一个遥远的传说。我在她那不紧不慢的语气里，看到了庄稼人因无助而无奈而麻木的心态。佟华还说，他们这里确实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时断了腿，缺了指，成了残废。但这些人不愿别人提及他们的受伤致残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丑事，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招惹了祸端。他们的老板在逼他们辞工时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别人怎么都好好的，单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头猪!”说到这里，佟华又关照我：“你想见见这些人可以，可千万别问他们受伤的事，更不要说给他们照相了，那样他们会翻脸，连我都要骂的。”

　　“受伤的人都得到赔偿了吗?”我问。“得到了，”佟华想也没想就答了上来，“工厂老板先带你上医院治，治好了一个人1000块让你回家。”“就1000块?”“就1000块。在医院里治病的钱也都是工厂老板的。”“那腿断了可是重伤残啊!”“腿断了给5000块。”“你们不觉得这赔得太少了吗?”“怎么讲呢……工厂老板也不想伤人，伤了一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万儿八千的……”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栗，多么善良然而又是多么愚昧的庄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样的活，这么容易伤人?”“打胶。”“打什么胶?干什么用的?”“说是橡胶，做皮鞋用的。”“怎么个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胶皮什么的，放到一块熬。再把那熬好的胶皮剪成一条条的，装进一个模子里，模子下边是煤球炉，等模子上的胶烤黏和了，上面有个机器锤往下一轧……”“这么原始———我是说他们怎么用这么笨的办法生产产品———都是些什么样厂?”“都是私人开的小厂，一家家的，黄岩那地方像这样的工厂多着哩。”我想佟华说的工厂不过是一个个小作坊罢了。由此我想到了街头巷尾以及商店里摆卖的哪些廉价皮鞋，样子看上去不错，拿到手一闻，气味冲人，穿到脚上，最多只管三天。原来这种鞋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刚才听你说，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这个活吗?”“是的。”“跟我讲讲你自个的事。”“外头的钱不好挣，留在家里又没钱挣。受苦呀遭罪呀，还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萨保佑不伤了不死了，挣一个是一个，总比在家干炕着强。一开头我在一家餐馆里干，讲好了一个月300块，管吃管喝。这不错哇，在家里哪能找到这好事!可他们要我杀生。杀鸡杀鸭我都不怕，还让我天天杀那蛇呀，蛤蟆呀，还有狗。每一次动刀子，我的手就发抖，心也跟着抖。干了一个月，我吓病了，只好辞了这份差事，临走时一分钱也没拿到，他们说我违背了合约……什么狗屁合约?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让我写名字时，我一听一个月300块，想也没想看也没看就把名字写上了。后来我后悔啊!不是后悔没拿到钱，是后悔我白白地杀了那些生，作孽呀!

　　“后来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劳力一样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这身子骨!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厂。我怎么一直转来转去不想去鞋厂干呢?因为我的鼻子不煞闻(土话，敏感的意思)，一闻那生胶味就头疼，就吐。我刚指给你看的那个得血病死的坟，她是在鞋厂干得最长的人。医生说是什么……再生……什么血的病(我插问是不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连连点头说对对对就是这么个病)。我约莫这病肯定是那胶味冲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儿干长了，月经都不正常了。你不晓得那味有多么难闻!钻脑子钻心。”

　　我问：“厂里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吗?比如说让你们戴口罩什么的?”

　　“没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钱……”“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想得倒美，最少得12个小时。两班倒。不干完12个小时，没有人接你的茬儿。刚我给你指的那娘儿俩的坟，儿子名叫张根，是个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见一个跟他住在一块的人病了，自个下了班又去带人家的班。24个小时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难闻，铁打的人也撑不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多小时了，张根实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机器上一靠，完了!当时他的腰上系了个皮围裙，皮围裙的带子是用钢丝做的。皮围裙一下子就缠到了机器上，机器还在轰轰地转，那钢丝眨眼之间就将他的身子勒成了两段……惨啊!齐刷刷的两段，骨头和肉全部都断了……

　　“身子和腿离开时，他还喊了一声：‘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死得那么惨!”佟华说到这里停下了，低了头将手里的小铲子使劲地往土里戳。我被这个惨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响雷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要不是亲耳听了佟华的讲述，亲眼见了张根的新坟，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乡下，我们的这些衣食父母们竟在经历着这么让人不堪面对的悲惨故事。想那繁华都市里一掷千金的腐败分子们，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闲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眼见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华：“天快晚了，这附近恐怕也没有能让我住上一宿的旅馆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乡下床铺脏，住几晚都成。”佟华笑着说，“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赶上了。”“晚饭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几个因打工致残的邻居?”“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就是了，喊他们来我家也行———只是千万千万……”我接了过来：“别问他们受伤致残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华都笑了，撵三赶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乡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打嘴打嘴，唉，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佟华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华没说，我也没好问。佟华忙着洗蒿烫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边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个人转到正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农家住房布局，中间堂屋，两头两间卧室。东头的卧室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架子床，看样子是佟华夫妇睡的。西头的一间里紧挨着放了两张床，一张大，一张小，床单和被子都打了补丁，但洗叠得非常整洁。小床的上方挂了一只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的旁边全是港台影星们的画片，画片的旁边一溜条贴了六张奖状，四张写的是袁玲玲的名字，两张写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佟华孩子的情况，看了奖状，我想她有两个孩子无疑。这时，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两只羊角辫上扎了两对傻乎乎的蝴蝶结。一会儿，另一个孩子也回来了，这可是一个长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见了我，腼腆一笑，两只酒窝儿浅浅一闪便进屋去了。先来家的小女孩还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说：“错了，刚进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让袁二方和佟三儿站到玲玲的书包下，给她们合了个影。又跑到厨房里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她，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你们是不是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书没有用?”

　　佟华将脸扭到了一边。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的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农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眼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来了，把自个念的书都装进了书包里，整整好，挂到墙上，又对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过后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的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月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佟华说到这，一直往粑粑锅里洒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时三刻，溢着清香的荠头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华赶忙车了半碗水朝大锅的周围一浇，剌啦一声，一股含着煳味挟着蒿香的雾气腾锅而起，将整个厨房以及佟华夫妇都罩在了浓浓的雾气之中。佟华说：“粑粑煳了。”袁厚地说：“煳了脆些。”我说：“脆的才好吃。”

　　吃过晚饭，不知是因为粑粑煳了的缘故，还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缘故，或者是干脆给忙忘了的缘故，佟华早早地给我打了洗脸水，硬把我劝上了床，提也不提让我再见见其他的打工人的事。毕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随主便，上床坐着听她唠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轻女，她自个因没为袁家生出个儿子而如何心屈理亏的枝枝叶叶。后来又说到了孩子们。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泪。临睡时我答应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纺厂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想我几天来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华听了却当门拦住说：“你看你看，这雨滴拎着头哩(多生动的语言)，说要下就要下了，现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过来劝阻。我告诉他们：“出来时跟家人只说当晚就回去，没想到走岔了路，耽误了两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几天来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断我的话问：“你是说……你还得去辛郢?”我让他的话问怔了：“辛郢我不是来过了吗?这，不是辛郢?”“这是袁圩村民组，属辛郢村委会———去辛郢还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听哈哈大笑，费了老鼻子劲，竟然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这也是天意。这一路惊心动魄地走来，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如何界分这错与对?它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过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这我笑着对佟华夫妇说：“我不去辛郢了，马上回家，你们也别留我了。我丈夫这时辰说不定已在电视台里打寻人启事了。”

　　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这次没煳了，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代失语者语

　　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为此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乡来人，说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死。这个女孩子18岁去南方打工，22岁在外遭到了谋杀。当我听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坝上朝南来的路上望，见到她叔怀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头栽到了坝下，扶起来再也不能说话成哑巴了”的时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了。我虽然离开农村来城里工作已有些年头，但我与故乡人的联系一直未断，他们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可以决定我思维的走向与心情的好坏。如此密切的相关相与，不仅仅是因为乡下还有我的一个同胞三姐及其他许多亲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营养的根始终深扎在乡下。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去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过中秋时，四个姐姐都回来了，加上妹妹和我，母亲的六个孩子都到齐了。尽管在邻里的眼里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也极令人开心的欢聚。大姐、三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结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离家30里地的中学里读书，她们不约而同的归来，使得母亲亲手垒就的三间草屋和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姐和二姐之间有着怎么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我和四姐的脾气最合，你问我答也是话语不断；小妹还小，趁乱早跑到外边玩打阵去了。单单落下了三姐，因为她是个哑巴。母亲说，三姐是在四岁多时突然的一场高烧夺去了说话能力，促狭的上苍竟让不能再说话的三组变得无比的聪慧和灵巧，无论是描花绣朵，还是烹饪稼穑，她都做得远比别人好，正因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远在别人之上。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如果她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那样她会活得稍微轻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她不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她渴望说话远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为自己与别人之间难以解释的误会和无法向别人申诉的委屈寻死不成而撞墙大哭。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三姐始终都留着长发。她用手语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的，四岁前能唱会跳的她总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了，她就去当一个长发飘飘口齿伶俐的演员……

　　当三姐知道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了的时候，便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懂她手语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们围着母亲坐在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里赏月，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三姐慢慢地转过头去，将颏儿仰向月亮，我知道，她这是在将盈眶的泪水往心里倒沥。母亲走过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亲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童年的开怀戛然而止———那一轮浸透了失语之痛的月亮，从此便如铅砣般坠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抬头望天时，每当我开心说话时。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乡看望三姐时，顺道去看望了那个在外遭到谋杀的打工妹的母亲。去时，这位柔肠寸断的母亲，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紧紧地抓着，煞白的双唇翕张颤抖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丝儿声音来。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哭诉一场或向苍天大喊几声，可医生说，她已不可能再说话了。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如我三姐一样的哑巴!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年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语!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从地垅田埂到车站码头，从闹市大街到农家小院，从头年的秋季开始到次年的冬季还未结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访问了。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交流，倾听和记录你只能用自己的心。当他们把你当作亲人当作知己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们的知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钟。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至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得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相机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的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桩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这都是无声世界的一种通病。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哑巴三姐，按算哑巴三姐当称为四姐才对)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后来母亲替父亲在我们面前开脱说，父亲之所以要卖掉她是因为父亲当年得了一场怪病急等现钱治病。可姐妹们都知道，母亲是怕伤了女儿们的心而瞒下事实真相的，因为舅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父亲要卖掉母亲完全是因为母亲接二连三生女孩的缘故。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用，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执地牵引着我的带泪的托付，缘起这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