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2) |
| 送交者: 章诒和 2003年09月25日18:02:21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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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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