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般人都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婚姻是不人道、扼杀人的天性的，这几乎成为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胡适在上海读书时也曾对旧婚约制度给予否定，1906年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文章对传统婚制进行批评，这成为其当时文章主要内容之一。其小说《真如岛》中也有类似观点“早婚则男女皆不能自主，多有配合不宜，夫妻因而反目，坏处一”。

然而胡适留学后却对旧婚制流露出温和态度，甚至认为其中不乏合理之处。在认识上发生逆转。

首先，他认为旧式婚姻仍可成长为真实之爱情。这是他认可其包办婚姻与江冬秀结婚的又一真实原因。胡适的婚姻就“包办”而言，与几千年来多数的中国男性并无差别。不同的是：也许其他男性对包办婚姻的认同缘于一种惯性或是惰性，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过来的。胡适却不然，他是清醒的、理智的，曾经过了审慎的思考研究。他以为“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份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中国婚制》，《胡适文集·书信日记》33－3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胡适以为名份在旧婚制中是爱情的种子，在婚前萌芽破土，在婚后的互敬互爱中亦能长成参天大树。他将爱情婚姻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指明了旧婚姻主要特点。勿庸置疑，胡适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因为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就描写了相思的永长，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亦是刻骨铭心的爱之绝唱。但是也必须承认，胡适对旧婚制认识失之片面，对其泯灭人天性的一面是回避的。

也许胡适对旧婚制好感缘于其亲身体验。在他求学的13年中，对未婚妻江冬秀是既重“名份”又寄真情的，并对再三延长婚期心存愧疚与歉意。在1914年7月8日与江冬秀的信中写道：“适去家十载，半生作客他乡，归期一再延误，遂至今日。吾二人之婚姻亦因此延误，殊负贤妹。”并且胡适曾在寄给江冬秀的照片背后题诗云：“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他还以《古诗十九首》的句子寄托“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的感慨与思念，体现出典型的东方情调。

其实这种情调源于他东方人的情感形态，胡适留美7年中，在许多方面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治学方法等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家庭婚姻方面仍是赞同东方人。他在日记《容忍与各行其是》中写道：“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而东方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是父（母）慈子孝，夫唱妇随，四世同堂，尽享天伦。这是胡适心向往之的。因此他在“得家中照片题诗”的末段写道：“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何来迟，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这是一幅典型的体现着东方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图画：夫妻恩爱，琴瑟相得，长幼有序，母慈子孝，背山而居，种菜种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一致，表现出东方所特有的温馨安逸，怡然自得生活状态，流露出胡适无法摆脱的也不愿摆脱的东方情结。

我们知道，胡适曾提出过“全盘西化”的观点，那么他的这一人生理想是否与之相矛盾？其实不然。胡适深知对于西洋文化，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全盘采取，事实上也决不能全盘采取，他是希望通过旧文化的惰力来历史地自然地折衷。胡适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其文化思想上必然带有两个时期碰撞冲突又调和折衷的特征。而在家庭问题上对东方生活方式的眷恋与憧憬就化成其坚守婚约的内驱力。

其次，通过对中西婚制的比较，得出我国女子所处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的结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前余演说吾国婚制之得失，余为吾国旧俗辩护，略云：‘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之术。’”在胡适看来，东西方女子地位的差别在于是否需要讨好男人，这不能不说是失之肤浅的。固然不能否认西方女子在社交中的处境有其卑微无奈的一面，但毕竟其有学音乐、舞蹈和与男子交往的自主。其实中西方女子的地位并无本质之别，与其构成差别的却是高高在上的男性。

总之，胡适对于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缠足、节烈贞操、迷信、嫖娼等深恶痛绝，在许多文章中加以批判，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于律诗也一概否定。然而对于旧的婚制却有所偏爱，虽其见解不乏合理因素，但却未能揭示其罪恶的本质，这不能说是其思想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