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古道“道不同、不相谋”。的确，无论是君臣、朋友，还是夫妻间感情的维系主要依凭的是“道”。

胡适夫妇虽然兴趣、爱好、知识水准有天壤之别，但在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上却有其本质性的一致。这就是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的根本原因。

首先，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自古以来，对世界的认识就存在“有神”与“无神”的差别，这种对立思想广泛地体现于中外思想文化中。

其实胡适也并非是天生的无神论者，他也经历了由拜神到无神的转变。胡适的父亲是无神论者，但在胡适三岁时就已去世，胡适的母亲及家中其他女眷都信神，胡适小时也曾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后来他读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引的范缜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从此胡适接受了无神论，并坚信这一学说。（留美后曾动摇，但最终放弃当耶教信徒要求）所以面对矛盾复杂的传统文化思想，胡适并不盲从，由此他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爱动脑的习惯。

尤为可贵的江冬秀也是无神论者。胡适曾夸奖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总之胡江二人一致信仰的构筑了其婚姻的基石。此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不做官。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以商立国”，中国恰好相反，“以农立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致使商人地位低下。并且在中国四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中形成了君贵臣贱，官贵民贱以及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和特权制传统。中国专制政体主要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支撑，并且对官吏的选拔尤为重视。所以官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地位，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多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实现的尺度。而胡适夫妇对这一落后的传统思想是摈弃的，对升官发财，富贵荣华的中国人心仪神往的人生道路是否定的。

胡适在回国之初就在文章中反复表明远离政治，不做官的态度。他曾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也向同事们建议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可见胡适首先重视的是学术而非政治。

江冬秀对仕途的厌恶要比胡适强烈，不问政治的决心也更为坚定；胡适1938年任驻美国大使后，曾在信中表明态度。“现在我出来做事心理常常感到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1938年11月24日信）还曾说：“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1938年7月30日信）江冬秀作为一个旧式女子能有此迥异于世俗的胸襟见识，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出来参加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以往中国男性多想进入仕途，求取功名，光宗耀祖；而女子也希望男人做官，实现夫贵妻荣的梦想。而胡适夫妇的价值观却与这一传统观念相悖离，这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此外，胡适夫妇间互敬互爱，表现出对中外文化中进步思想的发扬与融合。首先，江冬秀是位理想的贤内助。“三从四德”的旧式教育没有扭曲她的人格，她继承了中国妇女勤劳、宽容、坚韧的美德。她善于烧菜，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锅和徽州“塌裹”（馅饼）并且总是为丈夫预备好宵夜点心。她不但在生活上对胡适关心体贴，在精神上更给以理解，表现出从容豁达的心胸，几乎对有关丈夫的男女间的传闻一笑了之。并且参与了胡适与韦莲司书信的整理工作。

胡适也非常尊重夫人的人格与精神，不但在其人生定位上听取太太的意见，而且在日常生活上对妻子也从不含糊。胡适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实，他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的积淀，同时也表现出较浓厚的基督教的精神情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平等意识。因此，胡适并不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生获得36个博士头衔而凌驾于夫人之上。他在学术研究中把孔子与诸子并列，在生活中也把自己与妻子置于同一水准，即都是有着独立人格与精神的人。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胡适先生的成就与其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有密切关系。所以唐德刚说：“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一位‘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