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19世纪晚期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风靡一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因为不愿每天被关在家里做丈夫的玩偶最终离家出走。女人居然可以离开她所不喜欢的男人，这无疑是对几百年的贞节牌坊的无情打击。统治了千年之久的传统贞操观念在风雨中飘摇，裹小脚的、梳长辫的、抬花轿的、吹喇叭的男男女女都在迎接太平洋彼岸吹来的自由之风。那些有文化的女性率先摆脱了为丈夫守节、为丈夫去死的做女人标准，中国妇女按自己意愿主宰命运的时代正在悄悄降临。 在那个年代，真正做到自己的婚姻自己办的是新文学女作家陈衡哲。她生长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弟家庭，从小饱受文学艺术的熏陶。而在家里，对陈衡哲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庄思缄。从见多识广的舅舅那里，陈衡哲了解到了西洋的科学和文明，但给她印象最深的还是西方女子的独立精神。在众姊妹里头，她的才华是出众的，她的文笔非常流利，她的汉文底子也很好，英文当然也很好，所以常常投稿到《独立评论》、《大公报》。

投稿的不久以后，陈衡哲的父亲为女儿选中了一门亲事，很快就要定婚。陈衡哲听到这个消息只说了一句：我不干。就冲出门外，半天都不回家。她羡慕划天而过的小鸟，她想自由地飞翔。她的舅舅还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一生，大多数有三种情况：一个是造命，就是创造生命、创造命运、掌握自己前途这个意思。二是安命，三是怨命。就我们中国妇女而言，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怨命。

陈衡哲想造命，但陈衡哲的父亲出身官宦，认为子违父命是大逆不道。他勃然大怒，向女儿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这门婚事，就不再供给她学费。父亲的这一毒招击中了女儿的要害，对于把读书求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陈衡哲来说，不读书比死都难受。父亲的专制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刺进了她娇嫩的胸膛，她无力反抗家族的围城，竟然想以死了结与父亲的恩怨。这个时候，她跑到她乡下的姑姑家里，她姑姑是一个能书能画诗词都很棒的一个女性，她的一些好的思想对她影响很大，这使她看到了光明。因此，她要继续学习。

也就是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清华学堂建立不久后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她去报名，她的舅舅非常支持她参加这个考试，结果她考中了。当报纸上的录取名单公布出陈衡哲的名字时，从小就特别爱哭的陈衡哲这时放声大哭了起来。也是为了实践身体力行，舅舅给她标出的人生路线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做一个真正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她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决定独身主义一辈子。

陈衡哲没有在乎家里对她的怨恨，也不在意自己的逃婚会招致什么罪名，她坐上远洋轮离别了上海，迎着自由的海风走向一个湛蓝的未来。1914年，陈衡哲在美国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她写文作诗，才华横溢，很快以中国才女著称。

因为任叔永、胡适都是留学生季报的编辑，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适、任叔永和陈衡哲认识了。任叔永回国之后，三万里求婚，给陈衡哲写了几十封信，希望她答应他的请求。陈衡哲最后耐不住感情的压力，答应了，可没想到这时的陈衡哲与著名文人胡适沉入爱河。

胡适在1916年10月以后的五个月当中，给陈衡哲前后写了四十多封信，基本上一个月十几封。如果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是决不至于这种写法的。但是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人，已抱定独身主义的陈衡哲很希望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拉她一把，可是胡适已有了母亲包办的妻子，他又不愿意伤害好友任叔永，于是两人的恋情悠悠而来悄悄而去。陈衡哲和任叔永二人之间的三万里求婚，最后任叔永算是一个胜利者。婚姻不仅仅是缘分，也是机会，一旦踌躇错过，再回首只怕已是百年。陈衡哲和胡适的一段恋情宛如一节优美的旋律，美好中带有几多的遗憾。

1918年夏天，拿到一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的陈衡哲从美国归来，与任叔永结为伉俪，并一同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的教授。以后的生活应该是令人羡慕的，她有自己的包月车，每月工资也不少，房子住得也很好，衣食无忧。尽管任叔永的工作不断换来换去，但这个家的结构始终非常坚固。已是著名科学家的任叔永十分珍惜自己苦苦追求而得到的爱情，四十余年如一日地对陈衡哲倍加呵护。而陈衡哲呢，她对任叔永充满了三重感激，最初的知遇之恩，其后的苦追之情以及半辈子的一往情深。

无论是从任叔永身上还是从胡适那里，幸运的陈衡哲都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情爱，这份果实来自她对家庭包办婚姻的抗争。她的勇气与她的才华一样被后人传为佳话，冲出父母包办的婚姻围城，寻找自己喜爱的男人，这是中国妇女们在摆脱贞节牌坊的束缚后，所走出的可歌可泣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