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子大声说话的是马用中，有名的政论家，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国际或国内起什么政治变动，他事后总能证明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预言过。名气大了，他的口气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谈话时，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象他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样。他曾在文章里公开告诉读者一桩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觉以前，总把日历当天的一张撕掉，不象一般人，一夜醒来看见的还是没有撕去“昨日之日”。从这个小节，你能推想他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人。这几天来中日关系紧张，他不愁社论没有题目。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些话都是忌妒他的人说的，当然作不得准。

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黑旦］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象“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