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的自述

　　一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算什么,是下岗，还是失业? 反正有六年没有在国有公司里领过一分钱。按劳资科长的话说：“还欠公司的‘养老保险’没有交”。我虽然不学无术，但是，还知道有一些‘法’，如劳动法，破产法。也知道我如果犯了法，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响亮的口号下进行，就像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一样，“稳定压倒一切”!

　　看到深圳的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可以合法的拿到60万人民币的年薪了，为他们高兴。当然有一些妒忌，心想，我为什么不能拿如此高的工资。后来又想通了，因为我没有如此的能力，不可以为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所以深圳的老总应该一年的薪水比我一辈子的工资还要多。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就难以进步。只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公仆?

　　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丝毫的怨气。我知道比我苦的人还多!如失地的农民，被误打死的孙志钢，还有文楼村的孤儿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无奈的人，也看到一些大好的消息。看多了，就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有时也怀疑自己的智力。但是我从来不怀疑党和政府能力，我永远相信明天会比今天要好。何况，党对我的家族是有恩的。

　　我死去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父亲是80岁死的。死后，政府的统战部门为他开了一个很大场面的追悼会。我当时不在国内。有时想起来，又觉得好笑。父亲属鸡，天生胆小。从五十年代起就在银行工作，直到退休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1982年退休的时候连中级职称都没有评上。我好像还听过他发过几句不满。算算也是，五十年代就有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文凭，在银行里几乎干了一生，退休的时候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明自己能力的职称，是有一些让人不甘心。但是，我知道，父亲的一生命运，其实就是在1944年参加大学联考时就决定了。什么学校不好考?偏偏要信什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之类的鬼话，考上了‘中央军校’，还是什么‘建国班’。

　　结果呢,一毕业到东北，就当了共产党的俘虏。军衔不过少尉，官不过排长，到了晚年居然还当上了省城黄浦同学会的会长，是不是搞错了?

　　不过父亲能到银行里工作是很有戏剧性的。他自己也给我多次讲过。好像是1950年的时

　　候，父亲已经在家里闲了近二年。一天，共产党省主席(当时的名称)到我家里来看望我的爷爷。主席姓郑，和我爷爷是一个县的老乡。那个县出将军，国共二党的将军都出。还出了二任国家主席。也出商人，解放以前号称省城的首富程家就是那个县的人。在没有灰黄霉素之前，还出癞子，号称‘十男九癞’。听说，我的姑奶奶就是因为未来的夫君是癞子，就逃婚到北平考上了北师大的。此是闲话。

　　主席体贴民情，关心的问我爷爷，有几个孩子，在干什么?我爷爷如实的回答说，二个男孩。老大留美回国，现在省府水利厅工作。老二是军校毕业的，现在在家闲着，没有工作。书记听了，问在不在家。爷爷说，现在不在家。主席说那好，明天叫他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介绍他到‘革命大学’去学习，学习完后可以安排工作。爷爷当然是很高兴。晚上就对父亲说了。

　　我不知道父亲当天晚上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兴奋的。郑毕竟是共产党的‘七大’的中央委员，当时的省主席，如果要比的话应该是相当于清代的督抚一级的官员，也就是一二品的高官了。第二天一早，父亲刚起床，就有人来了。原来郑主席派他的警卫员来接父亲。要知道父亲当时也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而且还是前朝的败将，不,应该说是败兵。到了山南，直接到了郑的办公室。据父亲说，郑主席非常的和蔼。先问年龄，再问学历，然后讲了一些形势，用以启发父亲的觉悟。最后用亲笔写了介绍信，让父亲到‘革命大学’找某某报道。前后用了近半天的时间。父亲后来感慨的说，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了不起。一个省级干部，为一个小年青用了半天的时间。当时几年的时间真正就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相信父亲是说的真话。后来父亲在工作中也是兢兢业业的一辈子，围垦东西湖的时候，还受到市报的表扬。五十年代的奖状我是看到过很多，进入六十年代就没有了。七十年代后期又开始有了，只是父亲此时已经老了。

　　郑主席没有当几天的省主席就下台了。也许是犯了什么错误。1975年郑逝世，我看到人民日报上有中共中央的悼词。后来听内行的人说，悼词上没有一个关键的忠于某某的语句，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想，对人生来说，盖棺之后的论定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二

　　郑主席为什么要拜访爷爷，我永远是不可能知道了的。按我现在的人生经验来看，他是高抬了我爷爷。我记得我爷爷是1962年去世的，按中国的算法是70岁。其实就是69周岁。倒推算1950年时他应该有51岁了，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年龄。爷爷虽然在‘国军’里当过官，严格的说不算高官。三十年代南京政府时期的一个少将科长。在‘校官多于狗，将官满街走’的当时顶多算一个大的办事员。而后长期生病在家休息。当时没有国家干部或公务员一说，休息就没有工资来源，也没有职位。加上日本人打进来老家成了三方势力‘拉锯’的地点。没有办法，只好藏身于省城的教会医院。最要命的是生的病是肺病，有家不能归，又没有经济收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在如此的艰难中，爷爷却做了一件极有民族气节的事。 爷爷有一杨姓同学，也不知道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还是陆军大学的同学，反正是同学。此时已经当了汪伪政府的参谋总长。听说爷爷在省城住院，生活也很艰难。先是派人送来一笔钱，爷爷原封退回。而后杨亲到医院劝说爷爷到南京的伪政权任职，拒绝。但也无法继续在省城里呆下去了，只好回乡。此时,重庆方面已经传开,某某投敌。有好友来信指责，爷爷不作任何解释。家人问，为什么不说明真相，答曰，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多年以后我认识了这句话的意义，但是,却不赞同。

　　家乡也没有办法呆下去了，日本人的骚扰和乱世英雄的辈出，如胡司令说的话一样：“有枪就是草头王”，天天让人处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之中。后来我听父亲说过此段时期的往事，得出的结论是，家里不能有钱，有钱的只有家破人亡。并说了如何让有钱人交出隐蔽财产的办法。吊打是最为普通的，其它的一些办法匪夷所思，如压门板，就是把门板下下来，压在受害人的身上，不断的添加重物;如砸骨头，用打铁的办法来打人的四肢等等。一句话，如何的残忍如何办，直到你交出财产为止。我对我父亲说，如此的受罪，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交出来呢?父亲说，交出财产就是死亡。因为，来抢你的财产的总有当地的熟人，也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抗日之类的豪言壮语，如果不把你杀掉，理由就没有了，也怕报复。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明白，为什么在如此的大乱的年代里国人还是对财富有着如此强烈的欲望。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了，是因为贫富的差距太大和社会的极不公平。只有在一个混乱的没有秩序的时代，社会的财富才能重新得到分配，尽管这个分配带有原始的血腥和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我却总是想起伟人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家乡是无法呆了，只好让人把小儿子送到了恩施，当时的省府所在地，自己带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哮喘病上路，步行约4000里到了四川。还好，到了万县后，国民党政府给了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吃饭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爷爷和父亲到步行出逃的路线大致相同，都是先向北，到了河南后再向西穿越平汉铁路，也就是今天的京广线，到河南的南阳。休整几天后，再向西南到湖北的老河口，父亲是由老河口向南经过保康，兴山，沿着今天已经很有名的神农溪南下，到巴东过长江。然后翻越野三关，绿葱坡到恩施。当时我的姑奶奶在省里的女子师范当校长。父亲到那里复习功课，为考大学做准备。爷爷则在老河口向西经过郧县，竹山，竹溪到四川然后沿大宁河南下，到巫山上船到万县。我到过湖北的神农架地区，也多次对着地图看先辈们远行的路线。大致知道父亲是从小神农架山的东南面穿过的。当时的神农架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八十年代后期，一次闲谈中，弟弟对我说，爷爷在路过四川的时候的日记中写到，巫山县山区里的当地人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打进了中国。时间是1944年。从1938年的7.7事变算起。日本国已经对中国开仗了7年;如果从东北的9.18算起,则有近14年了!

　　多年以后我问父亲一路的感觉。父亲说河南太穷。说是在餐馆里吃饭，旁边一群要饭的，但是不敢动手。待吃饭的人一离开，有如一群抢食的狗(原谅我父亲用了如此不敬的语言，我估计他也实在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语句来形容当时的场面)，顷刻之间桌上的残菜剩汤一扫而光，连骨头都抢完。我又问，如此的贫穷，社会治安好不好。父亲说，当时的政府是采取的极严厉的手段，如果一发现有抢夺的，不经审判，立即杀头。一路上看到过多人被当地的军队，民团杀掉后示众的。所以，在饭馆里，客人吃饭的时候绝对不敢动手。只有等客人起身之后才开始动手。

　　不过，我觉得我爷爷一生做的最明智的情事还是在1945年底退出了军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他只有四十几岁，国共也还没有开仗。我想他应该没有那种智慧会预测到4年之后共产党的全面胜利。也许真正的原因是那从三十几岁就开始折磨他的肺病让他知道自己是无法再在官场里继续呆下去了。

　　回到省城后原有的家基本上成为了废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做了一个极小的房子，大约只有80个平方。一年后，伯父已从美国回来，并成了家。再过一年，父亲从东北回来，他的长孙此时也出生了。我想此时的他应该是很幸福的。也许没有什么财产，但是生活应该是过的去的，四十年代的‘海归’的工资应该不会很低的，加上老家的几亩田地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在此时，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爷爷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走了，还坐了近二天牢。起因是爷爷招待了一位家乡人的共党高官。我看到过这位高官在解放后写给我爷爷的亲笔信，再加上晚年父亲的讲述，对爷爷被抓之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是一位秀才。一位同族的侄儿，也应该是我爷爷的堂兄弟，和这位后来的共产党高官有同窗之谊。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到我家乡的村子(当地人把村子叫湾子)里去的时候，我太爷爷出于对读书人的尊重，有时也招待他们吃饭。当时我爷爷比这二位要小一点，但是，也是经常在一起议论一些事情，一来二往，也成为了朋友。后来这位共产党的高官留学东洋，回国后成了共产党。而我爷爷成了国民党。48年的时候，这位共产党的高官在和国民党的谈判破裂后路过省城，爷爷出于尊重同乡的学长，请他吃了一次饭。谁知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盯上了，在吃饭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到家把爷爷抓走了。说来也好笑，当时在省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也是同县的老乡，此人姓阮,八十年代的时候终老于台湾。好在爷爷当时有很多同学在省城里的机关做事,得知爷爷失踪后多方打听，竟然也不知道是谁抓了爷爷。只好打官腔向有关的机关施加压力。二天后爷爷和不明不白的抓进去一样，也不明不白的放了出来。至今，我家里人也不知道是谁抓的爷爷，关在什么地方。但是，肯定是是国民党的特务。因为关押时过堂的问题主要是问和共产党高官的关系。不久省城就解放了。

　　三

　　我家里真正的好日子应该是在1957年以前。伯父在52年调到北京的水利电力部的一个设计院工作，父亲到银行里工作，爷爷也被安排到省政府的参事室工作。而且爷爷的工资很高。我想他的一生也许只这几年的时间是平平安安的。

　　我1954年出生的时候，应该是我家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我看过我小时候的照片，肥头大耳，实在是一副先天的弱智的样子。但是爷爷很喜欢我。也许喜欢第三代是很多人的通病。我应该是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到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更令人讨厌的是每天晚上尿床。人家尿一次。我少则二次，多则三次。早上一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内裤。每天晒的尿片子如同轮船上的万国旗似的随风飘扬。什么偏方都吃过，但是基本无效。爷爷坚决的相信，我的尿床是因为保姆的不负责，晚上不肯起来为我端尿。一天爷爷把我带到和他一起睡觉，当天的晚上创记录的尿了四次。从此以后，爷爷再也不说是保姆偷懒的原因导致我尿床了。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身材偏矮的瘦小老头，但是眼睛很大，也有精神。我不知道他穿上将官的服装是怎么样子，但是，我想肯定谈不上威严。和爷爷的眼睛相反是奶奶的眼睛，我记事起奶奶的眼睛就好像不好，永远是灰蒙蒙的。爷爷坐在那里的时候，永远是有精神抖擞的。奶奶却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人的样子,小脚，不多说话，开口就是一口农村的土语。说起来，奶奶家里是贫农，而爷爷家里应该是一个小地主的家庭。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实际上，我在家人中最爱的人是奶奶。

　　四

　　奶奶姓周，是地道的贫农家庭出身。沉默寡言。只有娘家的人来的时候，才有几句话。奶奶娘家人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富安舅爷”。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叫“富安”还是叫“福安”。家乡的话虽然是属于北方方言，却有令人费解的六个音调。七十年代的时候，我有幸看到家乡出的共产党的高官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欢迎某非洲国家的总统时的记录片，一口六声调的家乡话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但是，再看到参加宴会的其他中国官员的面部表情，我知道，这些官员基本上没有听懂他的欢迎词。不过好在是国家的正式宴会，听不懂没有关系，有书面材料在手。

　　“富安舅爷”基本是一年要来两次，来的时候总是带一点红薯干之类的礼品。然后在家里住上两天，一般是不会超过三天，然后在爷爷手里接过路费回家。后来爷爷去世后，路费就由父亲开支了。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想来也不会有很多的路费给出，于是来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家里终于快四分五裂的时候，联系就彻底的中断。我知道的亲属终于没有一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了。1966年我小学毕业，面对人生的第一次由自己添的表格，我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添解放前三年的情况。我问父亲，父亲隔了几天才对我说，应该填旧军人。我就读的小学是省城一个很有名的小学，住家的附近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中学，但是全校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姓的同学分到了离家很远在沙湖边上的一个极不好的学校。我当然是无话可以说，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同姓的那位却是一个品学兼优学生。30年后，他曾当选中国金融100人，也是银行界的知名人物。此是闲话。

　　我小学的不懂事是比较有名的，但是，不是在街上和人打架和混，主要是不听家长和老师的话。一次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敢回家。天黑后才从院墙上翻进我家的小院。然后就躺在屋檐下的台阶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中，感到奶奶用她年迈的身躯抱起了我，吃力的走进了房间。奶奶死于1968年。死前，眼睛完全失明。其时，我家里正处在文革期间的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我是亲眼看奶奶断气的。断气前，卧床多天的奶奶，突然脸色红晕，睁开了已经看不到人的双眼，转眼间，脸色变暗，喉间响了一声，生命随之离开。我流泪了。

　　五

　　应该说57年的“反右”对我的家庭是有了很大的影响的，妈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但是，当时的我还小，不明白这给“右派份子”会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只是一天看到爷爷很严肃的和妈妈说话，妈妈哭了。

　　妈妈在各种表格上填家庭出身时应该是填的地主，但是，妈妈是一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是在保育院里长大的，按中国人喜欢高攀的说法，和某大人物是同学。

　　妈妈只有一个妹妹,很小参加革命，长期在老家里当公社的书记，是党的干部，而妈妈是右派。虽说1962年就“摘帽”了，但是还是“摘帽右派”。反正我是没有看到我小时候妈妈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时候，一有运动就是沉默寡言。一直到77年恢复高考，我姐姐和弟弟考上大学后，我妈妈的笑容才逐渐多了。妈妈是长寿型的人物，唯一的参加革命了的同胞妹妹在解放后的生活应该是比妈妈好的多，但是晚年却因为下肢瘫痪长期行动不便，而且最后退休的单位效益极差，一个月仅有几百元的退休工资。去世也早。妈妈吃了那么多的苦，先后两次下放到农村里劳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的创伤应该是很大的，晚年的身体却一直很好。退休后，年年出去旅游，五月出发，十月回家。到墨西哥三次，也没有高原反应。想起来也是觉得奇怪。

　　我父亲曾经开心的对我们说过，我们是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从我们退休后来看，我们基本上把这不公正的待遇讨了回来。我问是怎样讨回来的，父亲说，好多在单位上的风云人物退休没有几年就“翘辩子”(省城土语：死。)了，只拿了几年的工资。我和你妈妈，现在已经将近拿了20年的退休工资，一年只算一万元，二十年就是二十万。如果还加上医药费用，应该是赚了。我听了后哭笑不得，真不愧是学经济的出身的，帐是算的很细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叫“阿Q”精神。

　　不过，晚年的父亲和母亲的生活应该是很愉快的。父亲有很丰富的文史和地理知识，退休后经济上没有什么负担，年年和妈妈出去旅游。也不找旅行社，不赶路，自己坐车，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也写了不少的格律诗，我对古格律诗是完全的不懂，也不知道好坏，但是看到父母亲的乐此不彼，我是觉得很骄傲的，毕竟这是有文化人的事。九十年代中期后，父母亲的旅游目的地就基本上定在四川的青城山了，有时在路途中访问一些其它的地方，但是少。我知道，父母亲是真的爱上了青城山。我去过一次青城山，看到父母亲住在一个叫沙湾的农家小院里，自然环境真的是很好。山下一条小河，院后绿树环绕。一条剖开的茅竹将山上清澈的泉水引入小院。极安静，极清洁，也极经济，住一天带吃中晚饭只要16元。

　　曾经听我姐姐转述一位朋友的话，大意是，人老了不能太穷，也不能没有事情做，你父母亲不算有钱，但是可以自立，喜欢旅游同时有一定文化，而且身体调件允许你父母亲外出旅游，不象其他的老人有的是经济条件不好，有的是不喜欢外出，还有的是随团出发，不知道历史背景，地理知识，也玩不出什么名堂来，这样看来，你父母亲的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我认为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我只是不知道父母亲为如此多彩的晚年生活应该感谢的是谁。

　　六

　　标准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雷峰活到现在，他的一些行为恐怕会成为“傻帽”。于是我们就只学他的精神。同样，在井冈山的时期如果只有大学本科才能进领导班子，那好多人恐怕难以成为革命家了。于是就有了“与时皆进”的说法。但是有一些标准却永远不能变的，如良知，如公德，如正义。汪精卫当了汉奸就是汉奸，不能因为他的文章和早期的革命行为就不是汉奸。刘少奇被整死不能说明他整彭德怀就是对的。一个人如果把卑鄙的手段当成政治智慧这个人决不会伟大到什么地方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群人都把卑鄙手段当成政治智慧这群人也不会伟大到哪里去。政治家要想青史留名只有二个办法，一是把国家治理好，如我国历史上的 “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美国罗思福的“新政”等，还有一个就是鱼肉百姓，如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大运河。死后的洪水虽然不能滔天，但是臭名却可以远扬的!我乃一介平民，从出生的50年代初到新的世纪来临，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盛世还是一个乱世，虽然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却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迷惑不解。只好说说我自己，一个草民的风水。

　　后记 此文大约写在6年前，存放在硬盘里就没有动了。前几天整理硬盘，发现了。再读一次，自己觉得还可以，免不了就厚点脸皮发到这里，供大家来板板砖，也是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