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去哪里住

　　　　　　　　　　　　　　　　·葛　菲·

　　Ｃｈｒｉｓｔａ是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前不久得到消息说，Ｃｈｒｉｓｔａ的 公公得了癌症，手术后情况虽比较稳定，如何生活却成了全家忧虑的问题。老人今 年九十有三，夫人已先他离世，这些年来独自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自己料理日常 生活。老人与儿子儿媳住同一条街，因为住得近，常得儿媳关照，彼此关系很融洽 。如今老人病了，需要专人照顾。然而儿子事业一大摊，平日里忙得在家见不到人 影，家事更是悉数交给了太太。这样一个忙人，让他腾出身来照顾老人自然不现实 也不可能。儿媳虽不工作，但家里的一大摊就够她忙活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家 住山上的Ｃｈｒｉｓｔａ每天自己接送孩子，孩子们有个什么活动也得劳她亲驾。 特别是，Ｃｈｒｉｓｔａ自己不久前发现得了乳腺癌，好在发现得早，手术后生活 并未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她的身体已不如从前。怎么办呢？Ｃｈｒｉｓｔａ和 丈夫希望老人去住老年公寓，毕竟那里有专业人员照顾，他们也可放心些。但老人 不愿意。老人希望还回自己家里独自生活。老人对那幢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感情十分 深厚，特别是老屋也是自己离世的妻子生活了多年的地方，老人不愿意离她而去。

　　住在丹麦的朋友Ｋａｍｉｌａ的母亲前不久不幸得了帕金森氏症。老太太也是 年近九旬的老人了，丈夫前些年去世，患了病的老太太生活面临着困难。Ｋａｍｉ ｌａ姐妹四个，住在丹麦的四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家。女儿们不得已把老人送进一 家老年公寓，那是丹麦最好的老年公寓之一。每周，姐妹们轮流去老人公寓看望母 亲，无论住得多远。母亲退休前是法律工作者，如今虽有病患，思维却正常，继续 关心时事家事。因此每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聊聊天就成了四个女儿必做的功课。

　　无独有偶，北京的一个朋友最近也遇到了这个老年问题。起因也和朋友的公公 有关。刚刚七十出头的公公前些年失去了老伴儿，老人寂寞，放弃了在外地的家来 到北京和儿子相聚。三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老大妻子身患癌症家有困难；老二夫 妇倒是身体健康但住房狭小且有幼儿需要照顾；老三，也就是朋友的丈夫，住房相 对宽敞，但买房子得到了女方家资助，两口子至今尚未还清欠帐。老人到了北京， 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日子过得很不安定。儿子们各有困难各有隐衷，老人在哪家住 得久了这边的儿子便对两位兄弟有意见。而老人喜欢上了朋友家宽敞的房子和良好 的条件，想在小儿子这边常住。这使得做儿媳的也就是我的朋友觉得不舒服，想提 出异议吧，怕和老公闹别扭以致伤了感情。不说吧，一个身体健康能吃能睡的老人 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惟一的乐趣是呆在客厅里看电视，搞得朋友觉得在家里完 全失去了自己的空间，日常生活失了方寸，心里十分郁闷。做丈夫的当然看得出太 太的苦恼，于是成天陪着小心，逢周末便带老爸出门，给妻子留点空间。两个人也 试着和老爸商量是否去住养老院，费用他们来承担。老人一口回绝了。老人说，我 有儿子，怎么能去那地方。朋友于是感慨，说中国的老人独立生活能力差，“他爸 就坚决不肯住老年公寓，宁可这么着这个儿子家几天，那个儿子家几天打游击，弄 得哪家都不踏实。”感慨之余，朋友发出倡议说，老了我们结伴住养老院去，不给 人添麻烦。

　　我从未问过Ｃｈｒｉｓｔａ或Ｋａｍｉｌａ，为什么他们不把公公或母亲接到 家里一起生活并亲自照顾；也没有问过，让如此高龄的老人独自生活或呆在老年公 寓里，作为子女的他们是否有心理压力或社会压力。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不是问 题。实际上，这样一种处理方式——独自生活或去住老年公寓，并不是作为小辈的 子女们单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作为当事人的老人自己的选择。正如我在《施太太》 （见《华夏文摘》第五六一期）一文中谈到的施太太的选择。在西方，大多数老人 面对这个问题时通常不会选择和子女共同生活，不仅仅因为共同生活将给子女们增 加负担，它也意味着老人自己有可能因此而丧失了独立自主。万不得已时，比如身 有疾患难于继续自己生活，通常老人们会选择去老人公寓或此类机构，虽然许多老 人并不喜欢。正如施太太或Ｃｈｒｉｓｔａ的公公。但无论如何，老年公寓提供的 是一种社会服务，你付了钱获得相应的照顾，关系明确，责权利清楚，老人心理上 没有负担。因此，无论是Ｃｈｒｉｓｔａ的公公或Ｋａｍｉｌａ的母亲，还是作为 儿女的Ｃｈｒｉｓｔａ及其丈夫，或Ｋａｍｉｌａ和她的姐妹们，他们不过是和大 多数西方人一样，选择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或处理着父母的老年问题。而子女们和老 人的感情关系也并不因这一点而削弱受损。以我在德国的经验，成年德国人和自己 的父母之间的感情一点不比素重亲情的中国人差。

　　或曰，这是中西文化传统不同。

　　那么，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人讲孝道，儒家文化传承两千多年，曾长 时间主宰了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说它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有影响，恐怕不 是事实。问题在于，当今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人面对老年问题时的感受和西方人 或许并无太大差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体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这个质量相当程度上包括了对自己生活空间的要求，也包括了对小家 庭生活的充分重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配偶的尊重。因此许多人在遇到老年问题时感 到困惑，个体意识和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令他们无所适从，轻者郁闷，重 者，夫妻感情受到影响而引致家庭冲突也是有的。

　　问题或许还在于，尽管有传统文化的支持，恐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年人 在老了去哪里住的问题上陷于尴尬。龙应台有篇文章谈瑞士的人道精神，和本着这 一精神建立的福利制度，说这个制度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皆有所养”。文章里写了一对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夫妇来到瑞士，在苏黎世湖 畔看到悠闲安适的瑞士老人，在了解了瑞士的福利制度后恍然大悟，说，“我们的 报纸老说什么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养父母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居然有理。老头子 老太婆每月都有公家给钱，够吃够住够花，为什么还要子女‘奉养’？根本不需要 嘛！靠子女奉养，碰不好还要看小辈脸色，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这简直比孝 道还好哪。”（龙应台《慈善的武器工厂》）

　　不喜欢“看小辈脸色”，这对中国人西方人恐怕都是一样的。之所以不喜欢， 是因为活着而要看人脸色让人有失尊严，哪怕看的是自己亲生子女的脸色。所以那 对老夫妇说，“还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一个好的制度最终解决的是人的自由 问题，其精神说到底是要让人活得有尊严。

　　龙应台文所描述的福利制度，也是我在德国看到的情形。早在５０年代的战后 重建过程中，养老保险便和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一起，建构了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体系在确保“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同时，也确保了“老有所终”和“鳏寡 孤独皆有所养”，使得社会化养老作为解决老年问题的方向，得以确立和确保。社 会化养老的基础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它因此包含着对老年人生活的社会化 关怀。在欧洲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这种关怀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然而，福利制度解决了人的养老问题却并不能解决人的孤独问题。西方的单身 老人和中国的单身老人一样，肯定也面对着生命孤独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再好 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包治百病，特别是，它也无法完全解决和精神有关的问题。能够 解决人自身的精神问题的只有人自己。这时候，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状态变得很 重要。换言之，区别也许在于，人对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一种个体的担待。正是这种 担待，让尊严和生命同在。

　　老了去哪里住？朋友说，结伴去养老院吧。而我想到的是，等到我们老了的时 候，中国的养老院或老人公寓也一定会和欧洲的一样好，我们终究会有一个安宁的 居处，但我们的内心是否也会找到真正的宁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