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儿子，小加和小愚，他们的性格很不同。

小愚是轻松甜蜜的。对自己有信心。做了错事，并不在意惩戒。大多时他高高兴兴的去面壁，又得意洋洋的回来。也有时假装咳嗽，或者要去解手。叫你失去因势利导的时机。

小加就沉重的多。当父母对他有任何说辞，经事的当时，他总是愤愤激动不能已，以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因为小愚的不在意被罚，在小加就变成了弟弟从不被罚，故此认为小愚被偏爱。对他的一点责备，不免固执成了他的凭据。而他的激愤，是有着把他变成另一个人的力量，狂喊乱叫，让我看不清那个自律讲理的孩子的去向。他其实苦于自己的偏执，而我也为他难过和忧心。

一次小加与父亲的顶嘴来去，终于让他爸爸难忍而大叫，这样的儿子我要他干什么！

这样的话语，也是叫我惊愤又心伤心痛的。

其实他们父子，有些方面非常相像。人看不见自己，故以不知。

而我想起来我的德国博导雅可教授。他就是永远的想做到最正确，而别人的正确与否，则要以他为准绳的。

当年我快完成博士时，他是力主我立即回国的。

其实当时我并非想不回去。我只是想先到美国做博士后。有机会在欧洲有些游历，就希望到新大陆看看。我缺少仕途经济的头脑，一心只要读千卷书，行万里路。

不过他的观点，是有以下几条。因他是这样严谨的学者，我是要把他的观点逐一列出才行的。

（一）在德国这样一个著名的研究机构被培养几年后，我在研究方面应该已学到家，别处不可能再给我更多的指导。我虽不信他，也不敢反驳。他是很有民族自豪的人。不似很多与我年龄接近的德国人。我是亲耳听几个人说过他们以身为德国人为耻。还不少说不以作德国人骄傲。但我更多是想去北美玩，那是更不能提。第一次跟他去开会，作报告后他问我，你为什么站在台上总笑？这样对科学不严肃，也对听报告的人不尊重！我几乎哭出来。以后再上台，也不敢以笑脸掩饰紧张。

（二）德国这个著名学会给我的奖学金，虽没有归国合同，本意是进行文化科学交流，为中国培养人才。我若不回国报效，这笔钱用途就不对。我不知他能否有行动，倒真怕他让我退钱，我又那里有？我的意大利同事米勒曾告诉我，他到德国之初，享受博士后待遇。盖因各国学制不同，意大利的博士，只不过大学，就如语言里，教师教授无分别。而他一年后就想转读博，但雅可就告诉米勒，因为他先前拿着博士后的钱，所以前一年的成果，是不可以用于博士论文的。否则对别人不公平。而且还又立即通知基金会，把米勒的钱降低。当然以这个英俊米勒的才华勤奋，下两年就又出了十几篇文章，那也并不在话下。而且米勒是个热心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最是宽厚，告诉我此事，却不是要说雅可的坏话，不过在我为一件事抱怨时，跟我解释雅可为人的认真。而米勒在当时五六个学生中，却是雅可最垂青的弟子。不过米勒吃饭太快，狼吞虎咽，很为雅可不乐见，是置评过几次的。大家通常中午同去吃的。我现在不禁想，雅可对学生尚且如此吹毛求疵，做他的孩子不知何如。

（三）而我既是被德国的马克，这样严谨的培养出来戴上博士帽，那么回到中国，自然不是大学校长就是研究所长，最不济也会是系主任。而我这样发达了之后，他说他会脸上有光。他是为所有德国产品自豪，相机，汽车，我也有幸包括之中。雅可自己的研究生涯，并不十分得意。先在了工业界，所以起步晚，中间一年又自己建房没有倾力研究，按他说是少了五篇文章。但他说将来不能给孩子一房子，也是很失败。而我们研究所长耳特教授，是与雅可同岁。耳特三十就是正教授，还得过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我也是耳特的弟子，抵达后才被转卖。也还挂名耳特学生，有时发文章也讨论。耳特不仅学术卓越，钢琴也弹的很好。多次与拉大提琴的耳特太太一起在所里的圣诞联欢会表演。雅可的酸，也是明显可感觉。其时放过一个关于莫扎特的电影，里面一个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一辈子被莫的才华压住，想追又望尘莫及，万分嫉妒，郁郁寡欢，几近疯狂。一时间在雅可学生们的笑谈里，直把他们比作耳特与雅可。雅可是少开玩笑的，但一次他笑说等将来我从中国再来德国访问，身分就与耳特平，而他虽不一定能握上我手，只要我记得他曾指导我，也就欣慰。对我这很不好笑，且对他这样的自贬心中不安，但还是要感动于他对我的这种期许。而我就告诉他，如果不到美国镀金，这样的荣景不可能出现。因了我的国人，对德国的了解不到雅可希望的程度。

后来他去过一次中国，也参观了我原先呆过的研究所。他了解到那里我从前的导师，也以为我应该留在国外做博士后的。我博士读完，也还又在雅可实验室又工作了一段，无奈中，他为我找位置，还是尽心尽力的。

其时正是美国上一次萧条，大学里的博士们都拥挤住了博士后的位置，而几乎每个教授都问我自己能不能带钱。我又哪有钱自己做科研？雅可的愤怒，竟是高于我的。后来终于有一个加国的教授要资助我。这个位置，当初也是从雅可那儿得到消息。在他心里，这就是事情的解决。之后所有可能的机缘，竟都被他骄傲的为我回绝，而我都不知晓。

我申请过一个英国的位置，是一个年轻教授的热门项目，在ＮＡＴＵＲＥ上看见广告。正巧有一个在所里做过硕士论文的德国女孩当时在那读博。我已不记得她的名字，但因所里女孩少，物以稀为贵，互相也都面熟，现仍然记得她年轻的面貌。她是为我美言了的，而教授亦打算要我。他给雅可电话，想知道我何时去方便，雅可却告诉人家，其实我另有高就，而且我是应去北美，英国不能有所帮助的。他这样告诉我时，骄傲像是替我解除了负担。我呆住，无言于隆隆仪器声里。

无奈之余又并不怪他。我想他为我找工作，是像父亲嫁女儿的，心里为我好。而任何脚踏两只船的嫌疑，在他都是不可容忍的。他是原则高于一切的。

但加国的签证官并不肯接受我，他们怕了我会不走。虽然我后来确实也赖着，却不是当初的打算，或者正是因为他们先前的拒绝。

雅可很是为我写了些信，全是他的主动。给加国的教授，给加国使馆，而且给德国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是认为他们没有义务为我与加国交涉，以为倒像他们大力支持我不回国。我觉得很有理，但雅可居然坚持而成功。他的心情，不是不像女儿要被休回家而着急的。

但等我一年后想从加转美，却是在雅可那儿碰钉子了的。雇主想要推荐信，他却充耳不闻。无奈，也还是不怪他，原是我辜负了他，不是不抱愧的。终于就在加国又呆了几年。

雅可，其实我懂你的心，一点也不怪你。而你是一定坚信自己的正确的。

他不理我了，但他的故事，却还没有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