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呼吸》（长篇小说）
　　小说家的职责虽然主要是讲述故事、刻划人物，但如果语言平庸，句子老不出彩，一般情况下也难有作为。世上第一流小说家无一不兼着语言大师的头衔，即是证明。语言才能出众，较之叙述才能超群，通常还更能成就作家的伟业，理想状态当然是他能做到鱼和熊掌通吃。小说家孙甘露似乎有可能成为前者，他的小说总是从第一页甚至第一行起，就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显示语言上的不同寻常。但稍加细嚼，就会发现味道有异。孙甘露的语言惊人地欧化，句子错综繁复，若我们玩个游戏，把他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全部换成西洋名称（有些名字本来就像已经翻译好的欧美名字，如主人公罗克），我敢说读者读了一百页后都未必意识到这部小说原来出诸中国作家之手。我不知道孙甘露是否博通多国语言，即以他标志性的西化句式而论，似还应加上两字：恶性西化；或嵌入两字：西而不化。简单地说，英国佬若想翻译他的作品，不会因为他的西化句式而方便英化。据说曾写过诗的孙甘露是否一心想追慕歌德的身影，遂望文生义地打算弄部《西东合集》出来？

孙 犁《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写的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老先生可没给我们摆布出一幕稍稍像样些的战争场面出来，几乎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不知是想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别具深意。说句冒昧的话，我读着竟有股田园诗的意味，几乎会作孽地想：战争真好。文字之洗练纯美自然没说的，可以把今天的新锐比成文盲，但那似乎主要是“散文”的美，而非“说部”的美，何况即使如此，也得因章节而异，因人物身份而异。这部小说总觉得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两种层次，两种境界的语言错杂而出，似乎孙犁先写出初稿，再由某位党代表负责润饰，增添红色口号。反面人物（如田大瞎子、老蒋、俗儿）的对白几乎个个生动，一看就是孙犁的墨宝，正面人物（如芒种、春儿、高庆山）则个个言语无味，上纲上线，八成就是由党代表捉刀。孙犁先生追求“本来的朴素的面貌”，文字讲究传统水墨画的意味，结果却是“留白”太多，反使故事和人物有落空之感。作为文人的孙犁固是中华一绝，作为小说家的孙犁，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史铁生《务虚笔记》（长篇小说）
　　早年读他的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我一边被他大过“文体家”瘾的华彩炫技打动，一边暗暗地想：这家伙不仅表达欲望空前强烈，感觉还尤其千头万绪，我大概可以信赖他留在纸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们乍看之下如何古怪。为了表达上的精确到位，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某个刹那生成的心理意象，他会不惜撕裂文体。也许就在那时，我已经隐隐地在期待他的《务虚笔记》了。真是好样的。我相信，虽然作家“体验生活”并无大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类老掉牙的前辈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更应该体验自己的内心生活，那种深邃、诚实、拒绝装神弄鬼的内心生活。只有内心世界丰富饱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间喜剧”的转述者。史铁生除了有一颗敏感、机智的心灵，洞悉文学世界中最最奥秘的指法外，重要的是他的心智还格外让人信得过。在史铁生的“写作之夜”里，即使“把那怀疑的表情扩充千倍万倍”，他也能轻巧地把它们一一捕获，就像有些帅哥用一声口哨捕获爱情一样。

卢新华《伤痕》（短篇小说）
　　人们提到这篇小说，总会忍不住补充一句：小说手法幼稚。我本来想避开这句话。既然《伤痕》的幼稚人所共知，何必再例行公事地刺上人家一句呢？不过在我重新阅读一遍之后，觉得这句话还是省不得（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天下幼稚的小说多的是，不读它、不提它就是了，有必要整天在边上唠叨吗？问题恰恰在于，这篇小说太重要了，你可以不读它，却没法不提它，它简直就像康德哲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回头想来，那也是中国小说家的黄金时代，就像穷人的美味不过是一个窝头一瓶白干一样，精神饥荒年代的读者，什么样的读物都能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卢新华是值得敬重的，虽然当年的实情是作家成名比今天的球星还快，独占鳌头的卢新华却毅然搁笔，远赴重洋。当时与卢新华一同成名的个别作家，就像后来买到第一期股票认购证的家伙一样，虽然未见得比卢新华高明多少，大作家的架势可是一直摆到今天的呀。

古 龙《绝代双骄》（长篇小说）
　　据说古龙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经眼的不到十部，有许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读完的仅有三五之数，而且只有《绝代双骄》读了两遍，它很可能是古龙的顶峰之作。江小鱼被古龙称为“天下第一聪明人”，说明古龙深知自己有足够的聪明，但缺乏足够的智慧。虽然有人认为古龙在文体上颇有独创性，但古龙的文化素养较差，所谓独创性就颇为可疑，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有限导致的技穷，才不得不标新立异甚至哗众取宠。古龙的许多“名言”，恐怕只是针对文化素养有限的读者而言，对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只是陈词滥调或故作惊人之语。大致说来，古龙有聪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智慧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正如梁羽生的文化素养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但古龙的独创性（或说才气）过于梁羽生而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龙次之，梁羽生殿后。三甲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短篇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级别的作品，作于一九二四年。挑剔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嘴里嚼着冰淇凌就嘲笑唐朝人大热天没什么吃的，我们不也常会对一块普通的汉瓦当充满敬意吗？小说引我好奇的是，作者自称塑造潘先生是为了刻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卑琐人生"，时隔七十六年再读，却发现潘先生面对战乱时的所思所行，未见得有何“灰色”，“卑琐”更是持论过苛。他能先尽私利而后不忘公义，原已难得。对内，他“挈妇将雏”，如一只张开巨翼的雄鹰，一意呵护家人。对外，又能在一俟安顿好家人后马不停蹄地往家乡赶，继续为孩子办教育。此外，“民生之多艰”的图像尚能不时在“眼前一闪”，兼能写一手颜体好字，放在今天，几乎够得上劳模标准。那年代的小说是极有特色的，不少笔法让人想起同期的无声电影：起说明作用的“字幕”特别多，主题常常也忒醒豁了些，个别地方用词甚古，既让人对老作家的小学功底大为钦佩，又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池 莉《来来往往》（中篇小说）
　　据说十分畅销的池莉近作我没兴趣拜读，从导致她声名鹊起的那些作品来看，我真是奇怪如此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作品居然有大量的读者。这固然说明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小说读者）素质不高，但“吃什么像什么”，如果中国小说家总是喂读者这种劣质代用品，那么读者的素质是永远不会提高的——除非他们不读中国小说而专读外国名著的译作。池莉是乏味的故事家，而并非有趣的小说家，小说在她那里完全成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实录，这大概就是靠吹捧吃饭的职业评论家没什么可吹，只好为她以及与之类似的一大群作家冠以“新写实”的缘故吧。评论家把“原汁原味”当作莫大的褒语，然而这却是对艺术与生活之不同的抹煞。如果社会生活像粪便一样臭不可闻，难道也该原汁原味地端上来让读者全盘接受？如果非要与粪便打交道不可，那么作家的工作性质显然不同于“原汁原味”地搬运粪便的环卫工人，而应该类似于化验师。

曲 波《林海雪原》（长篇小说）
　　作者提到读过的文学名著，举的例子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同时却能整章背诵《三国演义》《水浒》和《说岳全传》。这也许就够了，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库，如果不那么三心二意，得陇望蜀，即使不知道巴尔扎克是谁，也未必会对创作构成妨碍。《林海雪原》是一部出色的传奇小说，故事生动离奇，人物过目不忘，语言鲜活明快，场景极具动感。小说的结构不是西方古典小说的全局笼罩式，而是中国人擅长的层层推进，讲究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人物塑造匹似武侠小说，大善大恶，大美大丑，追求鲜明的“亮相”效果。白茹虽只是一个卫生员，作者却把她塑造成美的化身，能歌善舞，集中了一个十八岁女孩可能具有的全部优点。最具特点的是主人公“二○三首长”少剑波，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有情有义，长得“精悍俏爽，健美英俊”，妙龄却只有二十二岁，真让人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论起可读性，《林海雪原》在此类作品中首屈一指，不愧为“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