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是学中文的德国人，我们的相识是因为阿眉的介绍，为了我们中文德语的互帮互学。阿眉是我在德国语言学校的同学，台湾人。阿眉有一头浓密自然的卷发，那时她刚从台大社会系毕业。我们在语言学校时交往并不多，因刚出国，我对隐约的意识形态的隔绝比较敏感。此外我们也不是很能玩到一块，我们几个大陆的同学刚出国都很节俭，而阿眉他们家里每月供着，平时有闲钱去坐咖啡厅和酒吧，好像立即就融入社会了。

我上语言学校是德国基金会交学费和住宿，另有八百马克生活费，再扣掉医疗保险和学校包伙的费用，发下来就只有四百马克。当时对于女生的医疗保险是男生的两倍非常气愤，好像是因为女生有可能会生孩子。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食住之外还有零花钱，可以专攻学习。但我和老公在国内都一穷二白，自力更生，出国前在研究所里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了，共借了六百美元，四百马克，若干英镑和比利时币，主要是用在路费。我导师告诉我他的六百美圆可以缓缓，但别人的债，也是通过导师的介绍去借的，就要尽早还。记得当时德国一封信就得贴几马克的邮票，打电话就更贵得像要吃人。我生日时给老公打个电话，叮叮咚咚的塞零钱，话也说不出，几声抽泣花掉我二十五马克，完了更加难过，倒主要是为那些钱不值了。好不容易熬到进了实验室才比较宽裕，每个月的工资居然比德国的博士生还高三百多。

我还记得那时与燕一起下山去买节日大削价的东西。我花了十个马克买到一双很暖和舒适的中筒靴，一只七号，一只七号半，但我的脚并感觉不出有什么大小差别。燕回学校把我买鞋的样子讲给两个北京的小男孩听，他们确实是小，都是刚高中毕业，我心里觉得比他们大半代的。燕有时会去跟他们玩牌，借个磁带什么的。我最初听《恋曲９０》就是他们的带子。此后很长时间，他们都会绘声绘色的描绘Ｆｒａｕ加愚如何的把头埋到鞋堆里去翻寻，倒像他们亲眼看见的。我只是不介意的微笑着，那双鞋我很喜爱的穿了好几年，直到它们寿终正寝。

我和阿眉语言学校后到了同一个城市，但如果不是来自澳门的热情洋溢的丽莎，我们在这个大城市恐怕面也见不到。丽莎在语言学校结业后，回澳前到分散各处的同学那里借住游历，这样就把我和阿眉重新带到一起。

阿眉是在大学看到多萝西寻学伴的条子后与她联系的，之所以还搭上我，是因为多萝西只想学简体汉字。我们三人在后面的几年里几乎每月见两次面，轮流在一家做饭聊天，关系亲密。

阿眉家在台南，她是家里的幺女，父亲是山东去台的老兵，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她有几个兄姐，其中二哥是个有钱的生意人。阿眉父亲是个言必称党国的古板军人，母亲是台湾本土人，比父亲年轻十好几岁。阿眉的一个大学同窗好友，毕业后不久就嫁了个富人，不仅出资让阿眉回台参加婚礼，出去喝茶还会给去的朋友们一人一个名贵手袋。好友还说要给阿眉介绍金龟婿，但阿眉说，其实她的那种生活又有什么意思，才二十三岁就看到了自己的一辈子了。阿眉是想要看世界的，想经历生活。但妈妈的手牵着风筝的线，常常让阿眉的内心挣扎。过年和生日时她最怕接电话，因为妈妈总问归期。

阿眉有过一个德国男朋友，后来分手，期间没有告诉过她妈妈。到我快走时又有一个新男友，正是刚开始，所以我没有见过。两年后他们结婚了。据多萝西说男的是一个富有而且年轻英俊的建筑师。想来妈妈到底鞭长莫及吧。关于台海，阿眉是想维持现状的，她怕独立会引得大陆攻台，但我们之间还是很和平的。倒是后来我老公到德国，与阿眉一谈统独，剑弩拔张，满屋子硝烟弥漫。我老公是彻头彻尾的军事主义者，而我是越来越泛和平主义了。

意大利同事米勒是四兄弟中的老大。他的二弟史德凡十几年前留学美国，娶了一个台湾姑娘，名字是妃。他们结婚前去意大利时曾绕道去德国看望米勒，米勒请了我去陪他们吃饭，知道我的台湾朋友阿眉，希望我也会喜欢妃。史德凡轻松诙谐，与米勒的内敛拘谨大不相同，妃虽表现轻巧，对我的态度却很冷淡，特意回避的样子。也许在美国的台湾人与在欧洲的不同？米勒后来觉得不妥，我告诉他不用在意。我几年前搬来美东时史德凡和妃已经从波士顿搬到了休士顿，所以我再没有见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