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篇有关蒂娜的文字，好送给她作新年礼物。拖拉了一星期，明天就是明年了。

蒂娜不懂中文，所以我须告诉她此文是以她的名字为题。我相信她会找到人来译读的。不知这样的一转折，是不是使事情多一点模糊的浪漫。

在电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蒂娜仍然年年给我寄生日卡，卡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她小小的字体，而信封上是一定贴了一个或几个可爱的小贴图。

我还没有回复她上个月给我寄的生日卡，而上周又收到她寄来的圣诞卡，里面还附了她儿子杰斯丁的相片。杰斯丁上五年级了，他有着和她一样淡黄柔软的头发和淡蓝清澈的眼睛，最像的是那很特别的嘴型，笑的时候，齐齐的露出上面一排牙齿，下唇好像被咬住的样子。有些像是羞怯，又好像是玩了个诡计要忍住笑。

我认识和保持联系的人，无外是曾经的同学，同事，老师，再就是以前同一公寓楼群的和现在同一屯里的中国邻居们，大都是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而蒂娜有些不同，是特别的一个。

我们认识，是因为同在玛德琳的法语班。

到加国魁省前，我不知道不会法语会是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到德国初时我只能用结巴的英语去银行和邮局办事，倒也没遇到麻烦，因为碰到的个个职员英语都比我强。而在加国这个双语国家，我用还算通顺的英语去学校行政部门办手续，去银行开账号，却处处碰壁，更不用说找公寓什么的。不是谁故意为难我，他们是真不会英语，连学校里的研究生，英语过得去的也不到半数。事事总要麻烦别人为我翻译，让我很不开心。不能改变别人就改变自己吧，而且我本来也是对语言很有兴趣的。奇怪的是语言学校法语课程并不多，也没有合我时间和内容的课，而且与老板列昂聊起来，他好像不甚支持。当然后来我发现列昂招我就是为了让我给他专门用英文写文章，数据则由技术员提供。难怪当初在我德国博导雅可给了推荐信后，列昂又明确要求雅可确认在我简历上列的我为第一作者的那些文章真是由我执笔写的。

我最终去学法语，是在我到魁省三年半后。当时我做全职妈妈一年余，二儿子小愚已经半岁。我上的是给新移民提供的法语课，每天４小时，不用学费，因家庭收入不高，还发生活补贴的。

蒂娜还不是移民，她上课是经过特许的。

语言班是个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知道别人的年龄，种族，学历，工作经历，婚姻状态，孩子数目及大小，甚至体重。一切以学习的名义。

我们班老师玛德琳近五十岁，离异，与十一岁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来自一个有十五个孩子的大家庭，排行老六。这样的大家庭在魁省不少见，我老公实验室的一个女孩家里也是有十几个孩子。魁省金嗓子塞琳迪昂，好像就是十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我们班十几个同学里，有半数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另外近半数是阿富汗人，再加上我这个华人，还有蒂娜，她是嫁到加国的美国人。

塞尔维亚的同学里有两个叫塔妮亚的女孩，年轻些的那个十八岁。十八岁的塔妮亚有漂亮的五官，但看不到本色。她染了乌黑的头发，涂紫黑的唇膏，穿紧身大开领的衣服，巨高跟的细带鞋，走路袅袅婷婷。她的父母也同在我们班上。爸爸是个好人缘的人，看着就是热情朴实的样子，从前是个电工。妈妈染了红色的头发，涂猩红的唇膏，一有机会就一枝接一枝的抽烟，以前是会计。大一点的塔妮亚二十七岁，未婚，与班上一个男生常打打闹闹很亲密，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情侣，后来知道他们在南斯拉夫时是同事加邻居。另一对父女，女孩叫娜塔亚，才十七岁。娜塔亚的妹妹在上中学，所以妈妈与他们分开上课，在下午班。娜塔亚的父亲不到四十，身高一米九多，以前就会一点法语，很爱说笑，上课爱发言，甚至拿玛德琳开玩笑。娜塔亚会一些英语，她长得真是漂亮，一派天然，而且文静端庄，学习法语也很努力，一心想在下一年上大学。班上原籍阿富汗，在印度生活了几年的十八岁的阿布杜，对娜塔亚迷得三颠四倒，七荤八素。可娜塔亚连作为普通同学交往也不肯，整个一冷美人，让我对阿布杜无限同情。

原则上在这个建筑里是只允许说法语的。但课间休息就不那么容易控制，自然是莺声鸟语，唧唧喳喳。蒂娜比我小几岁，她儿子比我儿子大几岁，我们间的共同并不那么一目了然。但在这样比较独特的环境，蒂娜和我作为绝对的少数派，结成统一战线是必须的，更是自然的。我们的交谈，当然只能是在课间。蒂娜家里是很忙的，我也一样，下了课就得赶回去给小愚喂奶瓶。小愚因为喂不进奶，三个半月就断了母乳，以为奶瓶会好些。他新鲜了几日后，很快又是咬紧牙关，坚决不吃。几个人里只有我能给他灌进去少许，所以我上课前要千方百计的让小愚多吃一口半口，三个盎斯要花大半个小时。上课迟到了几次后，还得了一张书面警告。想想也是，领钱学法语，自然不是给我来迟到早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下课回家我要再接着奋战。

蒂娜在家是里外一把手。蒂娜老家是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的，高中毕业，结婚前在旅馆饭店等地方做接待伺应。老公大卫是一个长途卡车司机，比她大二十多岁，好像是离过婚的。他们的相识便是在这样的路边客栈，几次交道后蒂娜就嫁了过来。有一次蒂娜拿了她写的一首诗给我看，里面的他对她说，他要捕捉她这个精灵。我立即知道这是关于大卫和蒂娜的初识。

大卫家是说英语的，在要求独立的魁党诞生前，这样的英语家庭在这个被称为东部镇落的一大片地方是不少的。到九十年代中叶，就９５％是法语居民了。大卫和蒂娜有一个农庄。因为大卫常在旅途，蒂娜除带着儿子，还要忙很多活计，养鸡鸭兔，给母牛接生什么的。蒂娜会在学校卖她家的自然喂养的鸡生的蛋。我从她那儿买过几次鸡蛋，还买过一次鸭蛋。

蒂娜在用“最重要的事“造句时说，儿子的出生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事。

她还说她的理想是去学一个专科，好做动物护理。

她常常做一些小手工，用小珠子和塑料线编成各种形状的小饰物，在民俗节去卖。或者放到小镇里的商店寄卖，和她那些鸡蛋一起。她送过一个窗挂给我，以后还寄过一个。

夏天时蒂娜穿着灰色蓝色或白色的短裤，把浅色长袖衬衫的下摆在腰间打一个结。学校里另一个美国人，五十多岁，在另一个班，像个马列老太太，过来说些关于肉欲的教导，好像是因为蒂娜短裤下摆不够长。

有一次蒂娜来学校时脸上有伤痕，她说是追赶羊的时候摔着了。

另一次蒂娜打电话请假，同学老师中有议论，怀疑事情牵涉到家庭暴力。玛德琳来跟我说，你与蒂娜关系近，请帮助了解一下。

蒂娜那时因为移民迟迟没批下来，在加没有工作许可，孩子已经五岁，蒂娜对这遥遥无期的等待失去信心，她不是要坐享其成的人，她只是想要工作。而大卫对蒂娜的抱怨，有时也有不耐烦的。移民总在审的原因，说是因为蒂娜的心理状态不稳定，她要经历多次的心理测试，用以证明她不会成为加国的医疗负担。以我的外行之见，她之所以被怀疑边缘人格，不过是有问必答，再加上实事求是。比如我家里两个博士，吵起来一样大喊大叫，而我认识的一对医生朋友，说是两人吵架还带动手的，也并非打情骂俏那种的打法。我们都知道对移民测试的医生那儿怎么说话，否则多半要得个狂躁病的诊断吧。

我没有问蒂娜大卫是否出手伤过她。我只问了一句，你现在对大卫怎么想。蒂娜低声说，我仍然爱他。

后来农庄不太忙的季节，她就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到边境这边来打工。又五年过去，蒂娜说她还在等她的移民纸，应该到了最后阶段。

蒂娜也关切我的工作问题。刚过来时我给她抱怨这边托儿费用太贵，她建议我去邻居家问谁需要清洁工，这样可以在带孩子的空闲做工补贴家用。我对于劳动光荣的认识，始终没有到达蒂娜的高度。

每封信，蒂娜都不忘问候我的儿子和丈夫，介绍她儿子和老公的近况，更详细的介绍她刚做过的或正在做的半时工作，有时是清洁，有时是接待，有时是厨师助理。然后是让我与她联系，想听我的近况。而我，常觉得我所能描绘的太虚了。

蒂娜显示的，是质朴者的热忱，勤劳者的智慧。是普通人不遮掩的爱恋和生活。是博爱者无功利的悲悯和关切。

蒂娜，新年快乐！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