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记得的事情很少。有些是因为长大点后，父母常聊起，才记得的。

真正自己记得的就那么一两件吧。

5岁半多跟母亲回老家乡下住了2年多， 在农村的日子很快乐，那些快乐的日子都记得，一直到现在都很想念着。

我2岁多的时候，大人上班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的。

我也有一本巴掌大小的毛选语录。

我比爸爸还要积极早请示，晚汇报呢。

听父母说，我从来都不迟到，总是最先去站好位置了，风雨无阻的。

家在父亲单位的院子里，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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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父亲就被揪斗，剃了阴阳头，游街示众。

但是，还能被放回家来。

母亲也没了工作，家也没了。

被迫逃到附近另一个城市，父亲教书的学校的旧址，

住进这个废弃了的旧学校礼堂的小售票室。

那时候非常乱，而这个旧礼堂是比较偏僻的郊区。

我父亲安顿好怀着妹妹的妈妈和只有4岁的我

就回原单位继续挨批斗去了。

不久，他就进了监牢。

这些都是后来听大人说起的。

我记忆深刻的是，

我们在旧礼堂售票室生活的经历。

那时候武斗很多，一个人被乱枪打死了，

那帮人把死人置放在我们住的礼堂舞台上。

用红砖围一围 ， 再无人过问了。

整个礼堂只住了我们一家，确切说是半个逃难的人家：

33岁的年轻妈妈和一个4岁的我。

我妈妈不敢出门，出门又不敢回家。

我们母女相拥而泣， 或者说妈妈抱住年幼的我，从我那里得到一点勇气和力量。

记得母亲在没有丈夫和其他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

一个大雪天，生下我妹妹。

妈妈背着妹妹去做临时工，把拆屋子的红砖，敲掉沙灰再利用。

这些苦难，父母说起来就像是别人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