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底，我带着女儿来加拿大与先我们一年来加，在一所法语大学作Ph.D. 的先生团聚。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我的心就开始极度的忐忑不安，先生似乎看出来了，忙问我是不是长途旅行太累了，我支吾的应付着，可内心的焦虑一点也没有减少。
在来加拿大之前不久，国内正在上映一部名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可能是想提前了解一下那些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我基本上一集不落的看完了整部电视剧。我虽然不担心先生会将我们母女俩弄到一地下室，扔下三五百元钱，云淡清风的来一句：“以后挣了再还我”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我着实担心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究竟能干什么，尤其是自己已经三十好几不再年轻了，更加之我的医学背景在北美简直就什么也不是，一切要从零开始，自己到底还有没有这种信心和能力？当时真后悔自己不是工科毕业，你看计算机什么的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美如日中天，很容易的就能找一个饭碗。
后悔归后悔，现实是现实，路还得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能走好每一步，运也，走不好，命也！最要紧的是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能给自己找份事干。先生在一所法语大学做Ph.D. 有一份一月一千多刀的奖学金，上世纪90年代的蒙特利尔生活还是不贵的，租一个两间半（一室一厅一厨）的公寓也就400多刀，但除了租房及其它的生活费用，先生还要交学费。所以一家三口的生活虽然可以将就，但并不轻松，加之从来工作习惯了的自己实在不愿意成天待在家里，拿着先生那点奖学金过日子。
来后第二周就开始看广告，看能否找到自己能干的工作。那时的蒙特利尔是北美的制衣中心，到处都是衣厂，最缺能踏缝纫机的制衣工和 熨工。我不会踏缝纫机所以不敢找这样的差事。但我想熨衣服我还是会的。所以曾信心满满的给一家招 熨工的工厂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一听是 一女声，大惊失色道：“我们的熨斗好几磅重，你以为是你们家的熨斗啊？” “砰” 一声挂断电话，不给我有任何申辩的机会。弄得我找工作的信心大受打击。
大约在5月中旬到加拿大3个星期后，我偶然见一份登在中文报上的广告 “需要手巧，能编制衣服小装饰物的女工，工作可以在自己家中做，不用每天去工厂”。 我一看在家中就能挣钱，立马拉上先生就去了厂家。这是一家毛衣编织厂，毛衣需要一些毛线球，流苏什么的作装饰。但机器无法编织，必须要手工编织，而那些小装饰物的需求量每周并不固定，这一周要的数量也许多一些，下一周的需要量可能少一些，因此工厂希望有人能将毛线带回家根据工厂的需求量在家中完成。
工厂找了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国女工给我做了一下示范，这些简单的编织技术看一眼就会，但这位好心的，气质极佳的中国女人千叮咛万嘱咐：这些线头有很多的尘土，如有孩子千万要注意，不要影响了孩子的健康，这女人一看就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江 南女人，一口带吴侬软语的普通话。我突然感到一阵悲伤，从她身上，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接下来的麻烦来了，因为我的签证是探亲签证，根本就没有资格工作，如果要工作必须要有政府签发的“work permission”既工作签证。可这家工厂真的希望我能接受这份工作，所以主动提出给我出具一份雇佣证明，然后我用雇佣证明再去政府申请工作许可。很顺利，工作许可证很快就签下来了。就这样，每周一我去工厂领回毛线和各种小装饰物的制作量，同时交回上一周所完成的成品。我双手做着活儿，两眼盯着英语单词，工作学习都不愿耽误。做毛线球必须用剪刀，我也不知道剪坏了多少把剪刀，刚开始买一元钱一把的中国制造，可那时的中国造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一把剪刀剪不了多久就坏了。后来买南韩的剪刀质量就好多了，几个月下来，总共用了有十余把剪刀吧。
每月我能挣600来刀，付房租和半个月生活费绰绰有余。从1994年5月底至12月中旬圣诞前共计有6个多月，我一共挣了三千六百多刀。这三千多刀虽然不多，但给了我自信，虽然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已超过了当年6个多月才能挣到的工钱，可这三千六百多刀却是我生命的里程碑：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它证明我仍然能养活我自己。
以后随着英语能力的提高，我重新进学校学习，使自己再次为“professional”，虽然重新成为专业人员的过程曲折，艰辛，但当一切过去之后，自己却很感谢那艰辛的过程，因为是这个过程磨练了自己，使自己的人生得以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