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干部”

下乡一年后，才十七岁的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当上了生产队长。说起来，这不过是偶然巧合的结果，我只是恰逢其时其地，被拉来扮演了这个角色。不过，因为扮演了这个角色，倒也经历了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情。

起因是下乡后不久我当了知青点的组长。那时，上面对知青工作十分重视，经常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管理的会议。这类会议常常要求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知青组组长一起参加。这样，我和大队支书有了一些接触。支书矮矮敦实的个头，头发剪的短短的，一双眼睛不大，但总是炯炯有神，透露出精明果断，说话短促富有感染力，有那时年轻干部的闯劲。他是一个复员军人，在外面见过世面，想问题梃跟当时形势的，甚至有些超前。我们下乡时，他三十出头，刚刚当上支书不久，颇有一番抱负。上面号召个什么事情，他总是最先响应。例如，当时农业学大寨，又有报道说某地实现了自动化喷水灌溉。他就琢磨着带着队干部去这些地方参观取经，这可不是现在的假参观实旅游。其实，我们当时连水渠灌溉都十分困难，喷水灌溉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至少他敢想着试一试。

在一起开会时，我们有时会聊起生产队里的种种事情。支书欣赏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分析，有心“栽培”我。在年底的队委会改组时，我被内定为所在生产队的副队长。那时各个生产队有一个队委会，每年改选一次。简直不可想象吧，那时就已经有了村选举了！不过那时的规矩是，由大队领导提出每一个生产队新一届队委会的六人候选人名单，由这个队的社员实行等额选举，结果可想而知。选举完成后，再由大队领导（也就是支书）决定六人中的工作分工，其实这些角色在确定候选人时就已经内定了。这六个角色是：生产队长，副队长，保管，会计，妇女队长，贫协组长。每年的改选，通常是原班人马重任，小有调整。队委会成员，说白了，就是领着干活的各路领工。那时的集体制度下，农民能偷懒就偷懒，因此方方面面都需要有领导带领着干活。比如说，队委会中，贫协组长带领一拨劳力做某项劳务，妇女队长领着妇女们劳动，而副队长通常是领着干最为重要的一挡子农活。例如，推车送肥通常就是副队长带队，全队的整劳力（即年青壮劳力）每人一车。副队长领队一马当先，一路小跑，其他人紧随其后，组成一列车队，在田间肥坑之间穿梭往来。

一个知青当生产队副队长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当地生产队的习惯做法是，生产队长大权独揽，而副队长和其他队委会成员只是遵照吩咐，带队劳动。所以，只要一个知青能够吃苦耐劳肯干，通常就可以扮演副队长的角色。

但是，支书突发奇想，要让我当生产队长。那时正是四人帮盛行之时，报纸广播上整天嚷着要破格提拔年轻人。支书本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了大队支书，也是这个潮流的幸运儿。他想破格提拔我当生产队长，颇有些“反潮流”的勇气。一年以后，当四人帮被抓起来时，支书自嘲般地对我说：“咱俩都是四人帮的干部。”

在那时的人民公社制度中，一个村是一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化为几个生产（小）队。大概没有比生产队队长更小的官职了。严格说来，生产队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官”。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长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基层干部。比如说，大队支书在村里是有至高权威的，但他通常只是在大轮廓上加以部署指挥，并不接触具体的农业活动安排，也没有权力直接决定一个社员的劳动分派、工分标准、粮食分配。有关生产部署安排、劳力分配等等日常活动，例如今天浇那块地、收哪块瓜，谁去施肥、锄草、打药、播种等等，这些都是由生产队长决定的。“队为基础”，指的就是生产队。所以，生产队长是直接执行政策、决定日常活动的第一线干部。那里的惯例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队长先起来，绕着自己队社员家庭居住地方吹起上工的哨子。十几分钟后，社员们陆续来到一个交通中心的十字路口，队长开始分派各路活儿。大家领了指令后，由各路领队带着分头下地干活。早晨干了一两个小时后，收工吃早饭后，接着再干。到了傍晚，日落天昏，队长拿着记工本来到各路干活的地方，一边检查进度质量，一边记工，随后社员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到了农忙季节，晚上还要挑灯夜战。

我下乡后所在的二队是全大队中最为难管的一个队，这个队贫下中农阶级觉悟高，领导阶级意识强，社员强悍不逊，经常顶撞队长，不服分派。而四队是一个比较驯服的队，原因说起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荒唐，这是因为这个队有一个富农家庭，三个儿子都已是中年人，各有一个众多子子女女的大家庭。因为出身问题，这些子女没有离开农村就业、上学的机会，全部在农村劳动，加上他们为成分所压，劳动起来吃苦耐劳，勤勤恳恳，而且庄稼活上都是好把式。这个大家族的成员是生产队的重要劳力，他们安分了，这个队也就有了一个稳定能干的基本队伍。因此，支书决定让我到四队去当队长。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秋收之际。有趣的是，尽管这事是支书一手包办，但是还必须通过社员选举这个过程。我当时是作为二队的副队长的角色参加选举的，当然选上了。谁知选举一完，支书马上宣布，四队原队长调任二队队长，而我到四队任队长。这可是一件大新闻。一来，生产队长跨队的调动从来没有过。按照农村惯例，队长和他的家庭都在一个队里参加劳动和分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调到另外一个队里，就要参加那个队的分配，这与把一户农民调到另外一个村庄参加劳动分配并无二致。二来，一个年方十七下乡才一年的毛小子居然可以当上生产队长，在方圆几百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我的任命是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的做法。一个生产队长的逐日决定可以影响到全队几百口人一年的生计啊！当时的我，年少无知，根本无从体会到这副担子的沉重，居然敢应承下来，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

现在回头想想，真是有些后怕。我的生产队有五十多家，两百五十余口人，近三百亩地，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生产队。十七岁，即使从农村长大，在农民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毛孩子，更何况我在城市长大，一年前连麦子是怎样生长的都一无所知。记得刚下乡的时候，农民开玩笑问我，一颗麦粒种下去，长大后结几个麦穗？

“当然结一个麦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无知引起了周围社员的一片哄笑。

至于当时生产队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玉米、棉花、大豆、地瓜、烟叶、蔬菜、水果，许多我从来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生长起来的。

宣布的当晚，我应命来到四队的场院与手下社员见面，发表就职演说。虽然我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一年了，但每天的劳动都是在自己原来的生产队里，与自己队的社员混得很熟，但对其他队的社员只是点头之交而已。记得那是一个昏黑的夜晚，秋忙季节，社员们晚上都在队里的场院上搓玉米（就是把玉米粒搓下来以便进一步加工）。不知是为了省电还是断电，诺大的场院上只有几盏煤油灯光在摇曳着，几步以外连人的面孔都看不清楚。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不是有人陪我来到场院，也记不清楚我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大概不外乎一些套话，如尽力搞好工作之类。场院上只听见喳喳的搓玉米声和女人们偶尔交头接耳的嬉笑声，除此之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社员们在黑暗中默默地干着自己手头的活儿，没有表情，没有举动，没有反应，完全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架式。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说是当生产队长，其实支书也知道我不堪重任。于是特意找了上届队委会的会计作我的副队长，在即将开始的秋收秋种季节，他实际上在扮演正队长的角色，每天发号施令，而我则扮演副队长的角色，领队推车送肥。这老兄虽然姓这村的大姓，但却是一家农户抱养的，因此总有些外来人的感觉。但是近三十岁的他寡言少笑，性情倔犟，出口噎人。当会计时已经锋芒毕露，众人对他都颇有畏惧。他排起工来，说一不二，极有权威。我在其中不过作一个陪衬而已。

不料麦子一种上，他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干脆一退到底，退出队委会，当一名普通的社员。那份固执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许多人事后都说，他这是知难而退。种下麦种后，大家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期盼着麦种发芽生长。要知道，在北方，农民一年收成的重头是麦子的收入！那年秋种季节正逢大旱，麦种种下后老天爷迟迟不肯下雨。而新上任的保管没有经验，麦种下种前进行肥料浸泡时用量不当，烧死了许多麦种而毫无觉察。等到发现时麦种已经种下，造成许多麦种无法发芽。真可谓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播种后，大家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望眼欲穿，看到的只是麦苗稀稀拉拉地在地垅中露头，麦田里大面积地缺苗。”那年冬天干冷但降雪极少，可怜的弱小麦苗既没有白雪盖被御寒，又没有春来雪水溶化的滋润，更是“屋漏偏逢连天雨”。有经验的农民连连摇头叹气：“今年的收成全完了”。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都难有回天之力。及早退出，以免年终分配时遭人讥笑唾骂，这是一个聪明之举。另外，为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做副手，他大概也觉得很窝囊。

就这样，上任一个多月后我就被命运推到了前台，无可奈何地真正扮演起了生产队长的角色。

且将麦田比苗圃

长大成家以后，常见左邻右舍侍弄花草。太太也笑话我从来对摆弄花草表现出过兴趣。她哪里知道，我下乡那会儿已经把这辈子侍候花草的债全部还清了。我的意思是说，那时我们对麦苗的伺候胜过了今天人们对花圃的伺候。

不信吗？看看我们开春后的补苗这出戏吧。冬去春来，本来此时应该是绿油油一片的麦田，但因为大面积的缺苗而出现了一大块一大块的空地，露出干涩的黄土地仿佛是秃头上的癞痢，令人不忍注视。侥幸没有被化肥烧死的麦苗经过一个冷酷干旱的冬天苏醒过来，摇动着弱小的身干，迟疑地寻找着生存的理由。开春后接着干旱，雨水贵如油。在靠天吃饭的农村，麦收的结局似乎在这时已经确定了。

但是，这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时代。上面一声号令，“抢苗补苗”的人民战争就拉开了序幕。所谓“抢苗补苗”，就是将生长密集的麦苗的一部分移植到缺苗的麦垅空地中，然后浇水灌溉。如果这是花圃里的精耕细作也罢了，可这是几百亩麦田哪！只见开阔的田野中，一群男女坐在矮小的板凳上，一手抓住一簇茂密麦苗中的一小缕，一手执小铲将苗下的冻土轻轻松动，将那缕麦苗缓缓地连根拔出，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一群人马同样坐在小凳上，手执小铲，不过他们位处缺苗地带，用送来的多余麦苗补种在缺苗的麦垅中。第三队人马大多是孩子们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传递麦苗和提水送水，麦苗一种下去，马上浇水施肥。这么精细地伺候麦田，连当地农民都说是前所未有的。记得当时我在人群中补种麦苗，一面按苗入土，一面悄悄地向后看去：初春时分，乍暖还凉，土壤还在悄悄地解冻，远处经过严冬拷打的萧疏树木，还没有完全苏醒，而布满田野的大批人马，形形色色的衣襟，嬉笑打闹的声音，来回穿梭的队伍，已经把大地搅动的春意盎然。这是一副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坐在小板凳上的我，回头看一看这壮观的局面，仿佛自己是那运筹纬幄之中，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心中不免几分陶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看沟子”的猫鼠之斗

补苗之后，麦田看上去略为整齐可观了。接下的任务就是麦田灌溉。从开春到麦收前，要给麦地浇五、六遍水。我们队两百多亩麦地，只有三四眼机井，整个麦田浇一遍就需要十几天的时间。所以浇水是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农活，从开春一直浇到麦收前。

浇水需要有人看管。这个农活当地俗称为“看沟子”，就是将水通过水渠（水沟子）引到麦垅里。在一垅麦田浇到头后，马上改水道引水到另外一垅麦田里。田地里的大部分水沟子都是用泥土简易堆成，经常会在流水的冲涤下坍塌决口，造成“跑水”，浪费水源。所以，看沟子的人需要不断来回走动检查水沟子是否漏水。通常，白天一眼机井的灌溉只有一人看管，而晚上看沟子通常是由两个妇女一组，作伴壮胆，一组上半夜，一组下半夜。白天，这项农活是轻活，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轻松了。“春眠不觉晓”，正是睡觉时。尤其是下半夜，困乏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在漆黑的麦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波，一不小心就会滑进水渠，冰凉的春水把鞋袜浸湿。但是，这里也有偷懒的技巧。如果一次把十个麦垅同时打开，渠水分流，进展缓慢，土地吃水深重，一个晚上也只能勉强流到这十个麦垅的尽头。这样，看沟子人就可以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呼呼大睡到天亮。如此这般，麦地浇水的进度就会大大缓慢。每块麦田的高低纵横、吃水量和机井的抽水量每每不同，队长也不能按照一个统一的进展指标来考核。

说来可悲，农民本来是最为关心庄稼的，最为关心自己利益的。麦田浇水是一个好收成的关键一环。俗话说，麦浆就是靠浇水攻上去的。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人性极大地扭曲，社员没有什么积极性，能偷懒就偷懒，能偷工减料必行之。当时干部骂社员的一句口头禅是：“你TMD偷懒耍滑，你这是给共产党干活，还是给国民党干活？”言下之意，你给共产党干活怎么还这么滑头使坏。当然，这样说也有点绝对了，也有些社员（尤其是老人）打心眼里关心庄稼关心集体。只是这种人实属少数。

所以，从开春到麦收的一个个漫长夜晚里，队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查沟子”，即对看沟子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那一个春夏季节，除了偶尔下雨停止浇水的几天外，浇水的机井马达没有停止过，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个晚上要去查沟子，甚至三四次，而且特别要在后半夜去，因为这是最容易出差错的时候。生产队的近三百亩麦田，高高低低，起落不平，散落在不同位置上。当麦子长高了，麦秸粗大，挤满了麦畦，也遮蔽了田埂。黑灯瞎火，常常看不清楚脚下的路，一脚踩空，落入水中，没有几次是干爽着鞋回来的，甚至会人仰马翻地摔进水沟子里。走这一遭，需要大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回来接着再睡。

不仅每个晚上要去查沟子，而且要和社员“斗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农民是聪明的，她们不断地了解规律，总结经验、琢磨对策。例如，有些生产队长在晚上睡觉以前去查一遍，然后放心地回家睡觉去了。看沟子人则对症下药，熬到队长检查完毕，然后敞开十个麦畦的水道，一夜不再理会。所以，我查水沟子时，每晚要去几次，什么时间去，都不能固定。记得那段时间，每天晚上要数次用闹钟把自己从熟睡中惊醒，懵懵懂懂中拿上手电筒摸索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野中，检查看沟子的情况。开始有好几次看沟子人躲在机房里蒙头大睡，被我当场拿获。一旦拿获，惩罚是十分严厉无情的，不仅厉声责骂，而且几天的工分一并扣除。经过几个来回后，后来无论我如何改进技巧，都极少发现偷工减料的情形，而灌溉的进度大大提高了。

写到这里，我都有些纳闷：即便在生活节奏急剧加快、工作压力极大的今天，这样的经历也可以说是十分痛苦不堪的；自己当时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其中的辛苦。那时只是一个心思把工作做好，憋着一口气要做出点样子来看看。不知是那个时代所致，还是年轻气盛的结果？

后来听说其他队的队长们早就放弃麦田的希望了，也没有半夜查沟子的习惯。所以，在麦子生长期我们队的麦田浇了五六遍水，而其他队只有两三遍。

“听党的话，没错”

结果是，麦子收下来后，我们队的麦子单产总产都是全大队第一。这总产第一是因为我们队的土地最多，理所当然。但单产第一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我们队的土地质量不如其他队。而且我们的副业因为以前的底子好，在一些老农的指点下，也没有耽误。麦收后，我们队的收入分配在全大队名列第一。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一旦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马上就认可你的工作。所以收了麦子以后，我在队里的威望如日中天，真有点“土皇帝”说一不二的地位。

其实，我这是听“党”的话的结果，这可是一句大实话。那年的旱情也影响到了其他几个生产队，只是我们队的墒情的困难因为化肥误用尤为突出。其他几个队长一看这个局面，知道今年靠种麦子是无法吃好过好了，于是开始在副业上动脑子了，有的干脆把麦田管理弃之不管了。回想起来，他们实际上富有经验，机动灵活。而我一个对农活没有经验的城市孩子毫无主见，只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大队和上面的指示。上面强调麦田管理，我就死脑筋地硬抓下去 ，不敢有任何松懈怠慢。听“党”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听大队党支书的话。大队支书是复员军人，他的管理方式也多少受到军营的影响。在三夏、三秋农忙季节，他把大队长和各队的生产队长召集在大队部里集体宿营，每早一起吹哨上工，每晚交流生产进度情况。而且，公社上级也不断地下达各种农田管理的指示。所以，当时的一句套话用在这里倒确实恰如其分：工作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党”。但是说实话，这是歪打正著了。听党的话跟党走，没错！但怕就怕党犯了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党”要求一心加强麦田管理，但是如果当时麦田没有挽救过来，队里两百多口子人可就惨了。

干部一起宿营的另外一个主要内容是每晚的“吃喝”。通常，蔬菜轮流到各个生产队的菜园提取，而某个人总有办法搞到一点肉或其他荤食和一两瓶低劣的土造白酒。入夜后大家便聚集一起饮酒吃菜，折腾几个小时。这是我在农村所看到的干部最为“腐败”的情形了。那时的我还一心想接受“再教育”，所以白天不仅指挥生产，而且还身先士卒地从事重体力劳动。有时严重失眠，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身子一歪就斜靠在路边的麦秸捆上睡着了。到了晚上已经是筋疲力尽，连吃喝的精力都没有了，常常吃了几口菜喝几口酒后后便身子一歪，浑然睡去。

都说农村干部霸道，现在的情形我不清楚，但是那时的确如此。派什么活、给多少工分，基本上都是队长说了算。说是“基本上”，是因为生产队有着社员“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度。例如，壮劳力一天的零工（即没有特殊布置、只是跟着领工的干）的工分是十分；一个整妇女劳力每天工分是8。5。中年以上男工是8分，等等。如果大家出零工，队长无权改变工分基数。这大概是对农村干部权力的一点约束吧。但是，队长可以通过派活或制定包干的方法来绕过这些规则。最为重要的是，若有差错，惩罚的权力完全在队长的手中。社员劳动表现不好，队长有权扣减工分，停止上工，甚至停止他的家庭参加收成分配。

举个例子。在三夏农忙季节，收上来的麦子正摊晒在场院上。“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在大太阳天，忽然间就会雷雨交加。如果不能及时把摊开的麦子收拢盖好，麦子淋雨后就会发霉变质，一年的辛苦就会成为泡影。所以，这个季节，只要一有雷声，农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会自发地抛开手中的家什，向队里的场院里奔跑赶来“抢场”。当然也有些人姗姗来迟，甚至没有露面。通常，这是因为他们劳累中睡着了，没有听见雷声。当然也有个把人是想偷懒，要知道在这个时节，每天超负荷的劳累使得人们的骨架子都要散开来了。一躺下，就不想挪动分寸。但是，在这个节骨眼，谁敢这样，谁就会遭众人白眼。这也是我施展队长淫威的机会。在“抢场”的手忙脚乱过后，我逐一点名，凡是没有露面的甚至姗姗来迟的名字，我手臂一挥，把那张记分本上已经记录上的以前各天的工分，不管有几天，一笔勾销。那时的记工本是印刷好的，十天工分记一页。因此有些人近十天的劳作就因此白做了，那是农民每天辛辛苦苦劳作挣下的工分啊。现在回头想想，这样做是十分残忍的。但在当时似乎是司空见惯的。

当生产队长有时也会受到训斥。记得当上生产队长不久的一个早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在一块烟地里锄土，就是用锄头将地面松动然后搂平，以便保墒。当时，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干得十分利落，一路领先，而几个老汉们则是不紧不慢，边聊边干，不久就落在后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着他们喊道：

“你们能不能手脚利落点？还不如孩子们干得快！”

不料，一个老汉顿时脾气发作，大声地斥责我： “你懂不懂庄稼活？”

到现在我都能记起他当时的模样：瘦峭的面孔顶着半秃的尖头，下巴因为凸出的牙床向前倾斜，一对粗眉因为怒气而倒竖着。他纵过田垅来到一个孩子锄过的田地，喊道：

“你过来看一看，这是偷懒的农活，他们只是在地皮上划了一下，太阳一晒就全干了，根本不能松土保墒！我们虽然慢，但是我们的活一锄是一锄，实实在在的！”

面对这铁一般的事实，我哑口无言，只得虚心认错。

虫子咀嚼的声音

你听到过虫子咀嚼的声音吗？小时侯养蚕，一个大大的簸萁里，撒上一层绿绿的桑叶，小心翼翼地把小指大小的蚕儿一只只地挪上来，它们很快就蠕动到桑叶的边缘细细地咀嚼起来。夜深人静，孩子贪玩的心灵收拢不了，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去查看蚕儿可好。窗外洒进来的月色下，万籁俱寂，一片静谧，只有那簸萁里传来蚕儿牙齿磨擦桑叶发出的轻轻的“喳喳”声音，撩拨着心弦，悦耳动听！

下乡后我也听到过另外一种声音，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麦子收下来的一个夜晚，队里场院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脱麦粒的马达轰鸣，震耳欲聋。忙里偷闲，我一个人走到村头的田地里查看玉米苗的生长情况。在中国北方农村的耕作方式是小麦与玉米轮作。为了增加玉米的生长期，农民在小麦尚未收割前就在仅有脚面宽窄的畦垅上点种上了玉米种子。待到小麦收割时，玉米苗已经有三五寸长了，整个田野一片绿油油的。

远离了嘈杂的打麦场院，忙碌的燥热被清凉的微风徐徐地驱走，几天前还塞满了沉甸甸麦穗的田地现在一片空旷，远处不时出来几声虫鸣鸟啼，为这深邃的夜增加了几分凉爽和神秘。可当我来到玉米田地头时，突然听到了刺耳的“吱吱喳喳”的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在这空旷的田野里仿佛有着巨大的回音，十分震耳。我怔怔地呆了好一会，才搞清楚那些声音是从脚下的玉米地里发出的。趴下身子仔细一看，我的天啊，每个玉米苗上都有几个半指长的蚜虫在肆意咀嚼嫩绿的叶子；有些玉米苗已经半株尽去。那一大片玉米地里有着成千成万的蚜虫，正放任撕咬，那声音是它们尖利牙齿逐口啃下叶子边缘发出的。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到天亮这里就会成为一片光秃秃的田野。这些蚜虫原来寄生在麦秸上，随着麦秸的干枯本来已经濒于灭绝，但麦收时它们随着麦秸的抖动而坠落到正在发芽生长的玉米苗上，嫩绿的玉米苗突然为这些蚜虫提供了新的养料，唤醒了它们奄奄一息的生命。

我连忙一路小跑赶回场院，叫保管赶紧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打虫特效药敌敌畏，又招呼了几个女社员来到田里，两个田头各站一对，一个添水兑药，一个身被喷药器边走边喷，逐畦打药灭虫，一直折腾到凌晨。

在回忆当生产队长的这段经历时我曾经这样说过，当知青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当了生产队长后，你就和农民同哭同笑同命运了。这的确是我的切肤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