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山 蛉 传 奇

　 　 　 　 　 　 　 　 　 　 　
上

７５年秋天，我们一家不知犯了什么政治错误，我随我母亲从城里迁移到一个位于深山密林中的农场．那地方叫天台山，最高处海拔有１８００多米．一部老旧粗笨的５４式拖拉机＂突突突＂地一路颤动着，载着我们家一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物什，在森森林海中穿行．高处入云端，天空又蓝又远，空气象绿水一般．路两边风景真迷人．狭窄山路四周鸟声唧唧，黄叶在若有若无的轻风中缓 缓飘落．山中野果琳琅满目，触手可及．虽然拖拉机怒气冲冲的马达声把群山震得跌宕起伏，回声激荡，但我似乎听到了野板栗在将要枯干的树梢上，劈劈啪啪绽开壳子的声音．秋天果实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

在扭曲的山路上，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地更象是一个林场而不是农场．拖拉机在耐着性子爬上漫无边际的山路之后，突然间向一个开阔的原野冲了下去．

农场狭长的两层青石砌成的办公楼，远远望去就象一具经年摆放着的棺材，上面的青瓦就象是覆盖着的一张沉重的黑色纱布．办公楼兼作职工的宿舍，十多个行政人员都住在里面．在我们来到时，办公楼里拥挤得已经腾不出一个象样的房间了．办公楼旁边是一个年老失修的大寨子，我们一家就在寨子里的楼上清扫出两间屋子住下了．寨子的楼房全是由杉木建构而成，那些楼板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即便不上油漆，板面被磨光了，仍然硬实，条纹肌理清晰可辨，只是走起路来不免依呀作响．屋顶上的青瓦因为经久未翻换，都长出了青苔与狗尾巴草．阳光灿烂的时候，乌黑的房顶上便流淌着金黄的光泽，青苔柔软的象深水潭一般．而一到阴天，寨子里四处便散发着血腥似的霉味，那青石板砌成的臼地，点点水珠象汗水一样从黑缝中渗了出来，让人平添寒意．

这个破旧的寨子始建于清朝初年．清军突入江南后遇到了始料不及的顽强的抵抗．常州有一家姓黄的，本是当地大户，听说清兵渡江，便广散钱财，组成一支人数五百多人的子弟兵．投降了满州人的汉军最先突破常州城，但是却在城中丢了几百具尸体，他们遇到了黄家子弟兵顽强的搏击．满州后续部队进城后，依例屠城．黄家剩余子弟上百人便一路南退，直到闽中．黄家首长道：“我们在此结木为楼，筑土为寨，以图来日再举．不过此处不日即将陷于满人之手，我们当奠基三尺，以誓从此不再踏入满人土地一步．子孙有过失违背此誓者，逐出门户，永远不许归入宗门．”

有清一代，这寨子里的黄家居然出了五个进士．不知这算不算是荣耀？！

解放以前的西寨，属于闽中一带典型的农耕社会中衍生出来的一种集体聚居及共同防御的建筑体．一个寨子便是一个村落．几十户人家，数百个人口聚居其中．一到晚上，全寨封门，只剩下角楼上的几个游哨，边打哈欠边巡逻．到下半夜另外的壮丁就来接替他们了．闽中土匪猖獗，春秋收种季节，各寨都有严密的防范布局，一般由几个经验丰富的铳手在村外要地布哨，一有动静则鸣铳示警．解放后不闹土匪了，因为土匪都去了城里坐堂子，吃官饷．这是半昏半癫的黄老头告诉我的．

黄老头说，解放前有些无业游民嗜赌如命，手边没钱了就上山做土匪，抢了钱又去赌．赌场上讲面子，因此赢钱比抢钱又多了一层刺激．就象若干年后做官的都不用去强奸女人，而是用大把大把的纸币去嫖，既有面子，又有乐子．解放初期的情形可能又不一样．黄老头说他见过的土匪都喜欢把洋火柴梗插在牙缝上，含含胡胡地卖腔调，后来城里派来的干部也都喜欢用火柴梗捅着牙齿，一边笑眯眯地仰着下巴看村妇们高抬肥臀插秧薅草．这是最典型的中国人志得意满的神态．没有根火柴梗站在田埂上，你便居心不良．有根火柴梗在手，你就高雅多了，因为你至少让人看起来是在体切民意，顺便满足一下内心里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却不显得居心叵测，另外还向别人透露一个信息：你已经饱餐过了．有口饱饭吃在有些日子里是身份的象征．我有点弱智，不知其中详细．

我妈说，脑筋不管用的也可以革命，革别人家脑筋的命．这句话使我上小学时思维略为开通，完成不了作业时便跟老师过不去．革命真好．后来读官方编纂的历史，觉得做土匪其实不比做学问差．因此后来右派老吴在寨子厅堂上讲＂水浒＂的时候，不觉对梁山好汉神往不已．

寨子里如今只散散落落地住着十几户人家，其中有三个人物引人注目．

头一个就是寨子原先的主人黄老头，如今已枯瘦成一团，一顶黑油油的破尼帽下遮掩着一对浑浊的眼睛，一到晚上他的双眼便象猫一样闪闪发光．他的尼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戴着，就是大夏天也只是把帽檐往上折一下．那时农场没有完整的供电系统，只有寨子里的一台大型柴油机，到了晚上六点的时候才开始发电．电力也只能供应到晚上十点．掌控发电钥匙的便是黄老头，这是农场对他特别的恩赐．六点一到，老头准时来到机房，一壶茶，一袋土烟，有时还会带上半瓶五加皮酒或自酿的青红酒．老头喝了几口酒后，肚子暖了，开始容光焕发．他把帽檐往上一掀，朝巴掌上吐一口唾沫，有时还夹杂若干痰丝．他双手紧攥住发动机的撸把子，狠狠一咬牙，哐啷一下便把柴油机发动起来，整个农场于是灯火通明了．老头惬意地喝上口茶，装上一丸土烟，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机子，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轰隆隆的柴油机声响振耳欲聋．十点一到，黄老头准时地便关掉柴油机，分秒不差．黄老头长年置身于噪音中听力却没有下降，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第二个人是农场里管催促出工的吹哨员封贵．封贵年届四十尚未婚娶，但是出身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他整天把几缕头发疏得象沾了胶水的刷子，下巴刮得发青．封贵养了一条大黑狗，饭量惊人，吠起来整个寨子不得安宁．那黑狗好咬人，见生人咬，熟人也咬．封贵只好在它脖子上套 了一根麻绳，但那畜生一见到外人仍然是张牙舞爪的，有时作人立状，舌头伸出来有半尺长．我到寨子的第二天，那黑狗就追上了我．狗喜欢追跑走的人．我一跑它就紧追不舍，绳子也挣断了，最后在我的膝盖上咬了一口．我母亲大惊失色．那时黄老头不慌不忙地来了，一只手里拿着一个缺了口的饭钵，里面装着猪食，另一只手捏着一根毛笔．老头把毛笔在猪食中搅一番，然后在我的伤口处涂抹起来，最后还用墨水画了个虎头．第二天我的伤口便不疼了．黄老头从此成了我的偶像，在 我心目中处于半人半神的地位 ．在封贵有案可查的家史上，五世赤贫，父亲以补棕蓑衣为生，流浪江湖，解放初因给解放军引路打不服气的土匪，才在寨子里落脚．

第三个人是个右派，大家都叫他老吴，后来又听说他其实姓伍．南方人吴伍不分，嘴上喊着，也不放在心上．老吴是农场里管制的对象，每次农场要开大会，总要把他先押到台上，胸前挂一块很夸张的大木牌子．后来大家都司空见惯了，老吴也无所谓了．大会开始前老吴便跟坐在前排的乡亲们聊起天，也有乡亲卷了个喇叭筒土烟卷递给老吴，老吴便从牌子下伸出手接过了，低头叼住烟吸了起来．老吴是个能人，乡亲们遇到什么麻烦事找他帮忙，没有解决不了的．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春节时家家户户的门联都出自他的手．老吴有两件贴身物什，一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表面都发黄了，他从来没有离过手，即便是在挨斗时也戴着，戴在右手腕．人家手表都戴在左手，问他，他便谦恭地笑道：

＂我是右派．＂

另一件物什是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农场可是个宝贝．老吴不轻易示之于人的．我是在后来作了他的学生，跟他混得非常熟溜的时候才把玩过几次．老吴住在我们楼道的对面，因为背阳，所以房间里十分阴暗．他家厨房边上养着一只羽毛黄白间杂的大公鸡，有半个成年人高，二十来斤重．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公鸡．那公鸡古怪，从来不报晓，只是在晚上熄灯的时候才长啼一声．它的啼声一过，楼下封贵的狗便焦躁地狂吠起来，接着是封贵的骂娘声．刚住下来时我们很不习惯这些音响，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后来那大公鸡不知跑到哪去了，老吴怀疑是让封贵给偷了拿去换赌本．因为这事两人曾大吵一架．

据说老吴解放前在上海读高中时就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三青团＂，解放后埋名隐姓在一家印刷厂当了几年排版工，后来又考入上海一所医学院．５７年因为多说了几句不切时务的话，被打成右派．在浙江一个监狱中关了三年，然后又被遣送到这个天台山农场．初来乍到时，乡里人都不知道右派为何物，农场领导说右派就是坏人，大家对老吴便警觉了几分．后来相处时间长了，也不觉得这个瘦高文弱的书生有什么坏心眼．山里人心直，都没把老吴当外人． 　 　 　

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多数是些读了点书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他们一厢情愿地以共和国主人自居．待得锋芒毕露的话说尽了，写大字报的手酸了，屁放完了，气也顺了， 于是图穷匕首现，经过精心布局的反右运动开始了．那些可能自诩为国之栋梁，实际上羽毛未丰的年轻人，便不得不为自己图一时之快的嘴巴付出惨重的代价．三寸不烂之舌遇到了快刀，连血都没见溅出来便断成两截．数以万计的书呆子被关的关，押的押，下放的下放．到了７８年他们重见天日的时候，那一张张曾经口若悬河的嘴巴，已经苍老得没几颗象样的牙齿了，受宠若惊的希望，更是被耀眼的阳光扎得难受不已．平反后的右派就跟出土文物没什么两样，除了给当局做政治开明的摆设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人格在受到长期密封之后，是再也不会熠熠发光的．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有实干精神的文人，能帮着出点统治国家的主意，能读得懂上边的意思，能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而不是耍嘴皮子搬弄是非，整天揭上边的伤疤，戳人家的痛处．尽管如此，文人的嘴巴仍是关不住的，就象憋着的喷嚏，不打不舒服．说来说去，文人吃亏的还在于一个＂口＂字．

老吴不象是个多话的人，他很少跟人聊天，逢人只是打个招呼，干活时也是自己干自己的，从来没有拉下的活．闲时他也喜欢与黄老头喝上两杯土酿的白薯米烧，两人经常在发电机房里窃窃私语，也不知道聊些什么．

寨子的正中间是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厅，厅前面是个露天场地，估计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当初反清复明时聚会与练武用的．大厅现在成了我们的课堂用地，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农场的小学．老吴兼任整个小学五六十个小孩的老师．一讲起课来，老吴的话就多了．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太懂，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对我们讲的，而是自己在发些牢骚．黄老头也经常蹲在一旁听着，手里握着个不知是茶壶还是酒壶，表情专注而可笑．作为学生他实在是太老了．老吴有时会突然问黄老头道：

＂你说是不是这样黄师傅？＂

黄老头便笑，随着嘬了口壶子嘴．每天老吴一到讲台前，先不忙着坐下，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番，然后往旁边的一个痰盂里吐了口痰，拖长声音说道：

＂没带作业的同学请举手．＂

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吴便满意地坐下了．然后是五年级的同学改四年级同学的作业，以此类推下去．厅堂里静得要命．

７６年４月中旬，农场要老吴给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们介绍一些批邓的事．此后我们便看到每天老吴的腋下都挟着一本橄榄绿色的书，是７４年复版的>，来到大厅．老吴大声道：＂宋江是个右派，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要狠狠批他．以后我们每天都批宋江．＂

有个学生便问宋江住哪？他要他父亲拿锄头把他的脑袋敲下来．老吴道：＂大家听我说下去就知道了．＂

老吴演说＂水浒＂前后持续了将近半年．他每天讲一个钟头，算是公共课，这时整个混成小学没有一丝杂音，只有他的普通话余音绕粱．＂水浒＂让我们对远离我们的生活时间而不是空间充满了憧憬，不过我相信这属于良性的白日梦，它使我们知道了在我们活着之前七八百年，还有一群这么 好玩的大小孩，在那里玩打家劫舍的游戏．后来我读了几遍＂水浒＂，感觉有点陌生，它似乎已经没有老吴演说时抑扬顿挫的魅力了。

老吴喜欢吃野味之类的东西，说是有营养．晚上农场关灯之后，如果天气好，他便独自一人摸黑出了寨子后门，来到不远处的一条小溪边，安置好渔具，便点了一支烟在黑暗中坐着．夜深人静，水草清凉．往往三五支烟后，老吴便满载而归了．老吴钓到的多是肥鳖，鲶鱼，大草鱼之类，钓到两指宽不到的鱼便又扔回水里．那时水里鱼多，就跟自家养的似的，从溪边走过都可以看到鱼在清澈的水中漫游，无忧无虑．哪象如今竭泽而渔，想钓只正儿八经的鲫鱼就跟逮条龙似的．老吴钓到鱼后只留下一小份给自己，另一小份给了黄老头，剩下一些交给黄老头暗地里拿去跟山外每日来送货的司机换取一些烟酒．因此他两人手中的烟卷始终袅袅不断．

夏夜时候，老吴经常揣了一杆手电筒，镜片前用一块布蒙着，腰间吊了一只竹篓，出门捉田鸡或石蛉．田鸡满稻田里都是，哇哇叫着，一有风吹草动便死寂成一片．你用电筒往天上一照，它们就全不动了，都拿鼓鼓的复眼看天．石蛉状如青蛙，不过皮黑有麻点，生长在山涧流泉中，当地人叫做＂蛄咚＂，不知典出何故．据说石蛉能滋阴补血，治咳嗽糖尿病，小孩吃了半夜不哭，女人吃了经血调顺，男人吃了如血气方刚．

石蛉抓起来有些讲究．

传说中石蛉是热衷于恶作剧的山鬼养的，是山中精灵．捕捉者弄不好轻则伤残，重则毙命．一般捉到第一只石蛉时，你必须把它掐断一条腿放生，然后开始捕捉．如果你再见到这只断腿石蛉时，你就必须收工了，这是一种禁忌．再捉下去就有家破人亡之虞．天台山水涧多，石蛉也多．山人一般都是在夏日月白风清之夜，结伴到山里捕捉，他们的忌讳也多，绝少有单身只人入山的．老吴看来并不信邪．他隔三差五的还是沿着溪涧摸进山去，就象是去兜风一般．夜半后回来，总是满篓子的石蛉．第二天照常来给我们上课，也不见得疲惫，仍然有声有色地演说＂水浒＂．

那光棍封贵面上是吹哨子喊出工的，整天训人，背地里却是个赌鬼，赢了便大吃大喝，输了便赊帐或者干脆赖帐．全农场人的腰包几乎都被他给借遍了．如果有一天封贵笑眯眯地朝谁走来，那准是要向谁借钱，人家吓得大老远就躲走了．封贵甚至有一次还骗走了我经年积蓄的两块压岁钱，说是钱到了他手里会生钱，两块变成四块，四块变成八块，以此类推，我很快便会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暴发户．后来我找他要回钱时，他居然当面赖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