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方言说半夜起来上厕所两人对话，北京话最罗嗦，前后用了几百字。胶东话简练，是“那是谁？那是我。干嘛去？上便所”。但河南话一共就用了四个字。其简练可比唐人街英语。如果用上海话，字数大致在两者之间：啥宁？我。租萨(做啥)？擦(撒)丝。

一北京人到山西住旅馆，忽然进来一人，横眉立目地说“打劫！”客人赶紧掏钱。那人却递给他一个本子。一看是旅客登记簿，才明白他说的“打劫”是“登记”。

有故事说以前干部对老乡发表讲话。开口是“兔子们，咸菜猪尾巴”，也是讲山西人的。其实他说的是“同志们，现在注意吧”。他这里用猪字，说明一些山西话有双辅音ZH。山西当八路的多，这个讲话，八成发表于抗战时期某根据地。

从语音的角度，方言还是可以比较优劣的。如果方言A包含了方言B的全部元音和辅音，而且还多出一些，A就比B更强些。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话就比北京话落后。因为，上海的辅音缺失严重，不但没有ZH，SH，CH，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牙齿，而且没有R，也就是说没有肉。R在上海话中的发音是L或者N。

过去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阁楼里翻译外国进步小说，把无产阶级的英文(proletariat)翻译成普罗大众，就是因为上海话没有R音。只能把普弱大众翻译成普罗大众。其实，无产阶级翻译成普弱大众更合理些。无产阶级贫困，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么。

为了回避辅音R，上海话把肉叫“拗”。猪肉这个词需要ZH和R两个当地不具备的辅音，所以只能说“资拗”。如果必须说普通话，也只能把肉发成漏。资产阶级这个词，用上海话只能说自惨阶级。因为，上海话没有CH，发不出“产”的音来。资产就是自惨，产房就是惨房。

其实，湖北话已经没有了CH，说产就说惨。但是长江以北都会说产。可见双辅音的丢失跟长江有关系。长江以南，走得越远双辅音丢失越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很少有人注意，口音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共产党领导下，建国早期湖南，湖北，江西的革命家多。那些地方的方言都很难懂。所以我国政治家，都不习惯在电台发表讲话。这开启了神秘政治的风气。有不同政见，通常不诉诸当众辩论。而用其他办法解决。美国口音相对统一，政治家没有因为口音而不到电台辩论的。所以美国的政治显得更透明。

台湾近些年来的政治也受口音的影响。台湾原住民说的话跟大陆去的外省人非常不同，这增加了两类人的文化和政治隔阂，甚至敌意。

一个笑话说，蒋经国得糖尿病去世前，国民党几位高层来到病床前，问谁当继承人。恰好蒋感觉不适，说，“你等会”，就昏过去了。结果李登辉当了继承人。

蒋先生是浙江人，他说“你等会”，这些人听成了“李登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