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娘（旧文整理）
我的老娘毕业于封建社会的私塾，其实也没有读多久的书，因为她弟生病交给先生的谷子（学费）无法退回，就去顶替读了半年，然后就赖着不愿离开学堂。外婆顶着外公的讽刺和责骂又让老娘读了一年书，然后她就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老爹家。那时新中国刚成立，需要很多识字儿的人开展工作。老娘就因这一年半的文凭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刚开始当镇里的妇女主任，然后到县百货公司任总经理，继而到县委工作。因为老爹强烈的封建意识的干涉，老娘不再高调干革命，乖乖调到老爹单位，同时相夫教女（俺家没有子，这是老娘一辈子的心病）。否则，俺相信她会如外公对外婆说的风凉话，成为本县的第一位“女县太爷”的。这个推断无论是从老娘自己的回忆，叔叔阿姨们的谈笑，还是数张五十年代的老照片里都可以得到证明。那时的老娘，在地区县市的各级会议照片里总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老娘的自信笑容在众多男同事的陪衬下是如此滴英姿飒爽。。。那时的她，跟《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神似，也是那样的短发，也是那样的精神，而且可巧的是，做保密工作的老娘居然也有一支专配防身的小手枪。
老娘生我时已三十有八。据说本来不想要我，她那时已患了冠心病，有位姓白的大夫劝告她，生我对她的身体好，不要我对她很危险，具体的机理俺已记不清了。多年后老娘感慨，我应该去感谢那姓白的医生，否则就没我了。可不，在家里最小的姐姐都大我六岁，我不是“意外”才怪。不过我的出生很传奇，老娘一生都在反反复复提说生我前一晚做的那个梦。她说那个梦如此清晰，这么多年过去仍如昨日才发生一般。我虽然生在七十年代，却是在家里出生的，护士被请到家里来接生，具体原因不详。老姐们能记起的就是家里把所有的门窗紧闭，窗帘都拉紧了，大人们要求她们呆在堂屋（客厅）里别到处乱跑。老娘说，生我前一晚，她梦见一个气喘吁吁的白头发的老爷子，手提两条鱼来到我家门口，他说他赶路赶得好累，希望老娘容许他在她脚边躺躺休息一下。老娘说，你这老人家才好笑哦，我这么怀身大肚的妇人，你怎么能在我床上休息呢？老爷子苦苦哀求，老娘不答应，他哀求了许久，最后老娘拗不过他，只好说，那行，你就躺一下，一会儿就起来赶你的路哈，不然大家该笑话我了。老爷子很欣喜地答应一声就在床北角躺下了。。。老娘梦醒的第二天，家里就开始为我的出生折腾准备。。。当接生的护士把我包裹好，顺手就把我放在大床的北角那儿，那一下，让老娘心里一惊，她立即想起了前一晚的梦。。。此后多年，老娘总说，我就是那老爷子投生的。不知道她是不是对记忆里的画面刻意美化了，她说老爷子穿着件白色的对襟衫，看起来很干净，手里拎着两条不大不小的红鲤鱼。。。想来我这一生该是衣食无忧的。我原来一直认为，老娘虽然是革命干部，但毕竟成长于封建社会，会有些唯心的宿命论，但到现在的年纪，已然明白，老娘的梦，更多的是对我的祝福和期待。
俺小时没有上过幼儿园（刚上小学时没有幼儿园“文凭“曾感觉低人一头，哈哈），总是老娘带着上班。因为机要文件都是最早的邮车送达，老娘每天五点就得起床，伺候一家老小吃过早餐后再带着我赶去上班。那时我们院儿里很多妈妈都不工作，顶多为街道缝纫社绣绣花，但老娘已是真正的职场妇女，很辛苦（不过后来为了应付学校的手工课要老娘教我绣花时，俺才知道她的绣工可是非同一般）。满头黄毛的我早起时头发纠结在一起让老娘很是心烦（我记忆够早的哈），她就做主给俺剃了光头，戴上风雪帽（有草绿色和烟灰色两顶，至今阿三梦见我还戴个风雪帽的样子，汗），据说还给我用生姜搽了搽头皮，于是俺后来长出的头发又粗又亮又黑又硬，这是后话。老娘上班会抽空教俺识字和简单的算术，俺做得好会得到一小碗白糖作为奖励。在她办公室的一角有个糖果店里那种不大不小的透明的玻璃罐子，里面的白糖总是很诱人。我喜欢看那一粒粒亮亮的晶体，想象着它们铺满我的舌头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老娘有低血糖，头晕时必须吃点糖急补。成年后的我有次跟同学一块儿等人很晚没吃饭差点晕倒，才知道俺也遗传了老娘的低血糖。
在老娘的悉心教导下，我通过小学的入学考试易如反掌。但是因为不满七岁，只能读二小，而不能进县直机关的一小，但老娘和老爹工作繁忙，已经巴不得我早早拴上“牛鼻子”了。还记得刚入学时，因为没有读幼儿园过渡，每天上学对于我简直就是生离死别。我背着小书包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老娘呜呜地哭，她每天必定给我买份水果或零食拿在手上，作为奖励或安慰，她微笑着鼓励我往学校的方向走，眼里也分明有泪。。。渐渐地，我适应学校生活了，老娘每日回家必定给我带两个筒筒糖。筒筒糖就是卷成筒状的水果糖，每筒有五粒，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水果香味。老娘很高调地宠我，每逢姐姐们埋怨她对我惯势，她就甜蜜而无奈地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有什么办法？我出生在文革后期，家里的衣服从老大传给老三（二姐年少病故），老三传给老四，花衣就差不多洗白了，所以我的衣物都是新做的，这很让姐们眼红不平。不过俺很给老娘争气，功课都学得不错，除了第一次半期考试。那次考试过去三十几年了，我仍记得很清楚。考完试老娘检查试卷，全部加法做对的，为什么只得了五十分呢？教数学的邓老师正好是老娘同事的女儿，她们就交谈了一下，邓老师说，还有一半减法的题我没做。老娘问我，我才想起来，那次考试不是试卷，老师在黑板上一边抄题，俺们就一边做题。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的黑板是光面的，我完全看不见反光里的减法题，就没做。什么原因呢？也许是胆怯，也许是懒，但绝对是懵懂，要不怎么一年级叫“启蒙”？呵呵。
自此事件后，老娘对我的学习管得很紧，而且实行了那时少见的“奖学金”制。每10次作业小红旗（全对）奖励5分钱。每次小考成绩100分奖励5分钱。童鞋们，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的压岁钱一个长辈顶多给5角（给一元的就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那时候的5分钱可以买一个很有规模的烧饼，或者一碗让人口水长流的凉粉，或者五张薄薄的蛋卷，或者5小杯（酒杯）炒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俺们家还负着单位的债没还清（那时候家家孩子多，都寅吃卯粮跟单位借钱度日），但老娘居然如此重手笔地用“经济政策”刺激俺，那成绩能不好么？在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经济杠杆作用下（老娘知道俺馋嘴），我在小学和初中的县农工商奖学金竞赛里都拿了一等奖的第一名。农工商奖学金竞赛是绥阳县的优良传统（俺爹工作调动到绥阳，全家随他搬去住过几年），奖金由各县级单位赞助，
一年一届的竞赛在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里举行。为了鼓励学子们，获奖面广些，奖金少摊一点儿，一等奖是前三名，以此类推。每年的得奖者名单记入县志（俺那在师范教语文的干爹在修县志时见到我的名字，曾两眼发光地到处显摆“这是我闺女”）。俺高中读省级重点中学去了，所以没我什么事儿，嘿嘿。不过回头想想，俺一直是个money
sense很差的人，也许因为那时就开始“挣钱”吧，没缺过钱花，呵呵（老娘别骂我）。但我觉得最享受的，是用学习成绩换来老娘灿烂欣慰的笑容（估计也为她对我的溺爱壮胆儿），那种给爹娘找回礼物的滋味儿很美很美，尽管老娘对我的要求从来都是“身体第一，学习第二”。老娘在我高考前一月病逝，年仅五十六岁，刚过她和老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
我的老娘，是个新旧社会交替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她兼工会主席时曾帮助单位很多年轻同事解决家庭矛盾，也时常教导我们几姐妹在家庭里应该温良恭谦的道理，还让我们记住“只要你能挣一碗稀饭钱，千万别跟你的男人伸手要钱”的经济独立的原则。因为老娘那个时代的家庭主妇很多，俺们院儿里不时会看见老婆跟老公伸手讨家用的低声下气，老娘觉得那样很没有自尊。但多年后的我反省，也许俺不讨男人喜欢的也有这一点，人家送我一份礼物，我一定还一份礼物给人家，特别是如果双方分手，一定要把人家为我花的每分银子还清，让人觉得很无趣。毕竟，这世上还是有男人很乐意为自己在意的人花钱的，而且以此为荣。所以，俺真不知道这一点你教得是对是错啊，老娘？
喜欢乌达木唱的这首《梦中的额吉（母亲）》，以此曲献给天堂里的老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