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伯的女儿从乡下回来了，简直就是徐伯伯的年轻版，我们称她“英姐姐”。英姐姐笑起来很好看，甜美而纯净，一开口便吐出一串银铃。她也和她妈妈一样，有种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一出现就吸引了我们，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使她马上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屁孩崇拜的对象，但她与生俱来和她母亲一样的冷傲也使人感到有点害怕，受她活力四射的青春影响，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要去亲近她，但又被她的气势所震慑而畏畏缩缩。
英姐姐回家，徐伯伯自然是万分高兴，加之她们总是要处理一些事情，徐伯伯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但她母女俩和我妈妈的话却多起来，她们彼此间交换各自的家世出身，对时局的看法，那些一旦被人听到告密会是死罪的话，她们也敢说，并不忌讳我在场，因为她们知道我是非常乖的孩子，且从不乱传话，只是每每说完后就要特别叮嘱我一句：“不要到外面去说啊。”自然我是从不出去乱说，但那些话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徐伯伯讲的故事，我几乎忘记得一干二净，但那些影响了我看世界的悄悄话，至今犹在耳边回响。
徐伯伯是个很沉稳的旧式知识分子，不会打理家务，也不善于应酬，被打成右派和丈夫死后，冷傲和沉默成了徐伯伯对抗外部伤害的唯一武器。父亲死后，小小年纪的英姐姐在家里便自觉扮演了保护母亲和弟弟的角色。她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又胆气过人，不怒不喜之间击倒对手的能力，甚是少见。每当徐伯伯在单位受了委屈，她便“登登登”地冲进单位领导的办公室，把那些领导们驳得无话可说，从而不得不改善她妈妈的条件。如此这般，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徐伯伯有位厉害女儿，也都忌惮她三分。这是她下乡前的事情，也不过是十三，十四岁的样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次英姐姐回家，看到她母亲一双在水里浸泡得发肿的手，非常伤心，徐伯伯此时则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般向女儿倒苦水（这点很有意思，徐伯伯在她女儿面前倒像个小姑娘般依赖和任性，仿佛她们母女俩的位置颠倒过来了。）英姐姐第二天大早便跑到单位领导那里发牢骚，也不管此时已经是工宣队和造反派当权了。人家看到这小姑娘如此冲天，加上又是知青（那个时候，不知是出于对知青的同情还是忌惮知青们无路可退后的横蛮，当权者都有点怕知青闹事，）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把徐伯伯调到收费室去收费，在这个位置上徐伯伯一直干到文革结束后退休。……
英姐姐第二次回来时，却是从乡下带回来了麻烦：她打算结婚了，对象是同一知青点的知青。这么大的人生喜事，她却毫不开心，没有了往日灿烂迷人的笑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也不太理我们了。一个男生，是她的初中同学，初恋情人，这几日在她家里出出进进的，神色凝重。就在婚礼的头天晚上，最终那男孩一句话使英姐姐改变了主意，他说：“难道你真的自暴自弃，要嫁给一个流氓吗？”
英姐姐的未婚夫得知她悔婚，暴跳如雷，跑到徐伯伯家来闹事了，一时间院子里鸡飞狗跳，惹得全院子包括邻家几个院子的人都跑来瞧热闹，从那男子嘴里不干不净的话里，大家终于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来英姐姐是受了他的欺负，万般无奈之下才答应嫁给他的。英姐姐非常自尊自重，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出了这么大的丑，那个时代女孩的清白可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她脸色煞白，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平日的自信泼辣全没了。院子里的人们，此时不管哪个派别，看到英姐姐如此可怜，都被激起了同情心。有人喊来了单位领导，有人到派出所叫来了警察。领导和警察把那男子带回派出所威胁了一番，把他吓跑了，从此不见踪影。
经过此事，英姐姐在家里呆的时间多了，很少再回到下放的山区去，一来她和那位初中同学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二来也怕那个流氓纠缠。再强悍的女人也还是女人，容易被人欺负的。院子里的人倒也好，没有谁因此瞧不起英姐姐，大家都敬她怕她，院子里有什么邻里纠纷，小孩打架之类的事还往往请英姐姐做仲裁。
不久，院子里来了一位新娘，和英姐姐年纪差不多大。为了新娘漂亮些还是英姐姐漂亮些，院子里的十几个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的男孩女孩们集合在大槐树下开会，争论了一个下午。平日里听徐伯伯讲故事的孩子们一致认为英姐姐漂亮些，而那些和新娘做邻居的孩子们则坚持新娘更漂亮。争论毫无结果，后来新娘也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另一个崇拜对象，一个和英姐姐完全不一样的女子。
等到长大后，我们学会了分辨漂亮，才知道那位新娘其实更漂亮，但是英姐姐的风采在我们眼里盖过了所有的人。即使在今天，她仍然是人群里的亮点，走到哪里，都会给人以惊艳之感，她的气质和风度，她能言善辩的口才，她的乐观通达，还有银铃般的笑声和歌声，令人久久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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