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真真假假刘文彩地主庄园（图文）上》，真真假假刘文彩地主庄园（图文）中

从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在全国开始宣传恶霸地主刘文彩到上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升温，刘文彩庄园作为当时阶级教育的课堂，几年中编出来的刘文彩的故亊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血腥，一个比一个可怕，而刘文彩的罪恶形象也一步一步的得到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有了这几年的“战果”铺垫，泥塑刘文彩《收租院》的出世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965年6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用雕塑的形式控诉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恶行。” 由此开始，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和四川民间艺人开始《收租院》的雕塑创作。雕塑以地主收租为题材进行构思，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内容按“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4部分排列。创作全部完成仅用了3个多月，平均一天多一点塑一个人物，有人物114个(正面人物94个，反面人物20个)，总长96米（后来增至118米）的泥塑《收租院》于1965年9月底诞生了，前后参与创作的有10多个人。这些雕塑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 -- 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刑讯，草菅人命，吃人奶，到喝人血的水牢地狱……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群雕《收租院》在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匆匆公开展出，四面八方的群众潮水般地涌来参观，文学，媒体知名人士纷纷著文立说，称此为“一个重大的开端”，“现代敦煌”，中国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965年12月24日《收租院》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或头版重要位置刊登消息，1965年第6期《美术》杂志几乎成了《收租院》的专刊。川美还保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当年编写的展览简报：“自1965年12月24日开幕以来，截至1966年1月30日为止，30多天共接待观众240404人(即平均每天8000人左右），而截至1966年3月6日，展览共接待观众473500余人。”

1968年4月26日，《收租院》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展出。由于运输上的困难，展出的作品全部用石膏翻制而成，共99件，分“逼租”、“验租”、“过斗”、“算账”、“迫害”、“造反”、“夺权”7个部分。地拉那展出后，又移到阿尔巴尼亚工业城市费里展出，前后两个多月。

《收租院》还担任起外交上的工作，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

《收租院》曾经被反复修改，四川省革委政工组曾经专门发文指示：“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应，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1972年秋天，《收租院》在原“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基础上增塑了反抗部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

我们这一代五十出头的人，如果有谁说他（她）不知道中国当年的顶级名人刘文彩是谁，那我真要有点惊奇了。那时的刘文彩被塑造成了几千年地主阶级的化身，他之所以尽人皆知，那也真是受益于“水牢”和这个大型群雕《收租院》。

还记得那首歌吗？“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时的那些歌曲，宣传画，连环画，电影等各种宣传品铺天盖地，如此逼真形象的教育，比《资本论》的效果不知要大多少倍，人们恨不得将刘文彩一类的地主千刀万剐。

《收租院》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雕塑之一，同时，它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为了对立而塑造对立的阶级斗争时代的代表作品，在行政指导下创作的美术样板，每一次公开展出，都会引发广泛的讨论。

曾经的《收租院》的主要作者，担任创作组长、指导教师和总设计的赵树同教授认为，从政治上看“收租院”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的产物，从艺术性上看“收租院”有国内外公认的很高的艺术价值。他说“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温江地委宣传部的要求下，由大邑县的同志组织人搞的”。赵教授还认为，（尽管）有些事并非刘文彩的，但刘文彩作为一个大地主，其“阶级本质”是一样的。而泥塑“收租院”所反映的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赵教授说，艺术的刘文彩和政治的刘文彩，历史的刘文彩是不同的：泥塑“收租院”里的刘文彩不能被看作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刘文彩”。至此，赵树同的言中之意已是很明白：《收租院》将刘文彩凭想象编造而政治性的艺术化了。如果，仅仅是如果，赵教授关于刘文彩可以有艺术，政治和历史三个层面的解读，我们局外人应该面对的是哪一个似乎不是太为难的事情。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问问：艺术和政治（需要）塑造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总代表”，能够用刘文彩的名字吗？

随着“文革的”结束，曾经轰轰烈烈的庄园日渐冷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这座著名的地主庄园。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的“水牢”和“收租院”。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经过几年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于1987年向主管部门递交了《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原“水牢”门口挂上了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行刑室”里的刑具也撤掉了，换上了“年货室”的牌子”。（真真假假刘文彩地主庄园（图文）中）

而在“收租院”研究者那里得到的有关刘文彩的历史资料，包括对土改，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研究，使得“收租院”的历史真相逐渐清晰起来，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的集合产物。

1985年底，刘氏庄园请来了20多位文史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庄园进行了仔细“诊断”。专家们的目光落在了这座雕梁画栋的庭院里，落在了庄园内这几千件珍贵文物上……经过几天的讨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座庄园保存得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地主庄园陈列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

我个人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刘文彩，我们过去对人对事总喜欢贴一些简单化的符号标签，不是绝对善就是绝对恶。真实人性远非如此简单，刘文彩依着旧式的封建宗族逻辑长大。凡了解传统中国的人都清楚，地主乡绅阶层虽然不是大善人，但当年的他们是维护社会生产，治安秩序，公共事业，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是如何得来的，如果缺乏经营头脑，缺乏道德节制，没有号召力就不足以维持其社会地位，更不能使财富持续增长。这一点，刘文彩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地主富绅不会有很大区别。刘文彩年轻时代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到老了又支持教育，乐善好施。他算不上善人，但他是不是又穷凶极恶的到了妖魔的地步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反省的，这里面不仅诉说着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变化的故事，亦是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看完《收租院》后曾说：我们民族性格里恶的东西，怎么可能都浓缩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呢？

那曾经赫赫有名的泥雕《收租院》，现位于老公馆后院，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收租院里的这些雕塑也安静地呆在老公馆的一角，与馆里的故物一同见证着外界的变迁。不过短短几十年，这里的亭台檐阁看起来却倍感沧桑！热闹已去，空余此楼。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薄柳先衰，或潇洒，或凄美，或黯然，或叹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过如此耳！

参考资料来源于《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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