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語類》的文化學解讀（3）

1、“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卷三）

不是誰想祭祀天地就能祭祀“天地”，天子能夠祭祀天地，那是因為天子的“自家精神”足夠強大，以至於能夠把天地給“感召”來，讓天地乖乖地前來接受祭祀。天子祭祀天地的目的，與其說是向天地表達敬意和謙卑，不如說是展示天子的權威。“諸侯”祭祀“山川”也是如此。政治化的祭祀沒有宗教意味，只是世俗權力的耀武揚威。

“天子可以讓天地乖乖的前來接受祭祀”，對世俗權力的崇拜沒有達到相當的程度，人們的心中就不會有這樣的意象。

2、“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卷四）

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完全取決於他出生的那一剎那周圍環境裡的“氣”是“清明渾厚之氣”還是“戾氣”。換言之，一個人的人格（命運）首先完全取決於飄忽不定的偶然性。朱熹對這樣的“理論”沒有絲毫的懷疑，也只有在文化的土壤上，才能誕生對偶然性懷有如此期待和恐懼之情的理論。

“運氣主義”表現為民族性的好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