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类经济史，首先是文化史。这是我的观点。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

私有制的细胞具有时、空双重特性，即空间意义的独占性和时间意义的独占性，而时间意义的独占性是私有财产最本质、最深刻也是最残酷的特征。传统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唯独在中国是个例外，所谓富不出三代，正是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度的异化造成的。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时代，土地的财产所有权是私有的，但继承权却带有家族共有重新分配的特征，所以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生产方式是半私有制的。中国人从古以来，就不是单纯冷血的＂经济动物＂，东方的＂伦理经济人＂与西方＂利益经济人＂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两者的人性基因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中国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是伦理存在，然后才是经济存在，所以中国人血液中有一种＂不忍人＂之心，而像殖民掠夺、近现代奴隶制这种东西，永远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它首先关乎一个人的天良。

在经典的私有制的财产继承权中，不存在人伦价值这个维度，这就使经典私有制的文化中缺少普遍的、来自微观世界、来自家庭的＂不忍人＂之心。

古人说＂黎民之性，安土重迁，骨肉相附，人情所愿。＂骨肉相附也包括生死相附，又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可见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温情脉脉的，它连着人伦关系的脐带。

反观从前西方私有制的继承制度，它无情剪断亲情的脐带，财产的独占式嫡传，使所有其它的家人都成了低人一等的庶出，因此断奶之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属于一种普世情怀，在这样一种感情缺失、心理抑郁的文化基因的影响之下，殖民侵略属于合乎理性的正当职业，残忍掠夺属于人同此心的正常心理，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西方人生命处境的经济补偿、制度补偿和心理补偿。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现在西方，完全是文化基因决定的。而天下为公出现在东方，同样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

另外上帝的拯救出现在西方是必须的，它既是一种制度补偿，更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