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人類經濟史，首先是文化史。這是我的觀點。

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

私有制的細胞具有時、空雙重特性，即空間意義的獨占性和時間意義的獨占性，而時間意義的獨占性是私有財產最本質、最深刻也是最殘酷的特徵。傳統私有財產的繼承制度，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唯獨在中國是個例外，所謂富不出三代，正是私有財產的繼承制度的異化造成的。在中國農耕文明的時代，土地的財產所有權是私有的，但繼承權卻帶有家族共有重新分配的特徵，所以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生產方式是半私有制的。中國人從古以來，就不是單純冷血的＂經濟動物＂，東方的＂倫理經濟人＂與西方＂利益經濟人＂屬於完全不同的物種，兩者的人性基因是很不一樣的。

由於中國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是倫理存在，然後才是經濟存在，所以中國人血液中有一種＂不忍人＂之心，而像殖民掠奪、近現代奴隸制這種東西，永遠不可能發生在中國，因為它首先關乎一個人的天良。

在經典的私有制的財產繼承權中，不存在人倫價值這個維度，這就使經典私有制的文化中缺少普遍的、來自微觀世界、來自家庭的＂不忍人＂之心。

古人說＂黎民之性，安土重遷，骨肉相附，人情所願。＂骨肉相附也包括生死相附，又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可見中國古代的生產方式是溫情脈脈的，它連着人倫關係的臍帶。

反觀從前西方私有制的繼承制度，它無情剪斷親情的臍帶，財產的獨占式嫡傳，使所有其它的家人都成了低人一等的庶出，因此斷奶之後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屬於一種普世情懷，在這樣一種感情缺失、心理抑鬱的文化基因的影響之下，殖民侵略屬於合乎理性的正當職業，殘忍掠奪屬於人同此心的正常心理，它本質上是一種對西方人生命處境的經濟補償、制度補償和心理補償。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出現在西方，完全是文化基因決定的。而天下為公出現在東方，同樣是由文化基因決定的。

另外上帝的拯救出現在西方是必須的，它既是一種制度補償，更是一種感情和心理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