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稱文化的基本問題

　　還是吃飯問題

　　我們的本土文化運動

　　則完全解決不了

　　甚至乾脆無視

　　這樣的吃飯問題

　　筆者曾經說過，在東亞社會，最“西化”的地方一般也是最傳統的地方。韓國是個基督教的國家，也是個儒教的國家。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要脫亞入歐，如今甚至想把英語變成自己的官方語言；可是儒家文化不論在精英的學術文化層面，還是在小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動力。

　　如今我們有了國學熱、讀經運動，似乎傳統文化又開始復興了。但以筆者之見，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空前的“西化”運動，傳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復興。

　　現代社會對所有傳統文化都提出了挑戰。只有對這些挑戰作出創造性的回應，傳統才可能有生機。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的一個最大的先天不足，就是沒有經過"西化"的洗禮。這一點，比起日本來就看得一清二楚。

　　日本接觸西方比中國晚一步，卻能迅速打開國門，借明治維新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東亞文化的中心。中國反成為其俎上之肉，在文化上乃至連“中國學”也難以和日本相比。現在回顧起來，無人不罵當時的滿清政府無能。其實，如此大的一個歷史責任，遠非一個朝廷可以承擔。就文化而言，日本本土的國學為現代化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但中國的國學卻一直面臨着生存危機。

　　江戶時代二百多年的太平盛世，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前近代經濟體之一。日本人由此信心大增，不再甘心當中國文化的附庸，於是由本居宣長開啟了本土的國學運動，強調日本文化對其他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優越性。這種日本中心主義的思潮，與我們中國人一般所理解的本土文化運動有一個關鍵性的不同。這就體現在江戶的"國學"對西學的包容上。

　　簡單地說，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運動，實在上是日本對中國的一場文化獨立戰爭。雖然那些日本中心主義的學者信心十足，但畢竟中國文化傳統長、積累深，日本從典章制度到學術文字都從中國借鑑太多，想獨立談何容易。所以，小文化要獨立，就得找大聯盟。找來找去，找到了西學。

　　江戶的日本，接觸西學並不容易。德川幕府確立其統治之初，就嚴厲剿滅基督教，把外國人都趕走，禁止國民造遠洋船隻出海，實行嚴格的鎖國政策。唯一能接觸的西方人，就是那麼幾個荷蘭人。而這些人，全被限制在長崎港外的一個小小的人工島上，與日本老百姓隔離。幕府也就是通過這一嚴格控制的孔道，從西方獲得必要的信息、技術、和物資。所以當時的所謂西學，就叫蘭學。比起中國來，日本人要了解西方條件差多了。

　　但是，本土文化的動力，驅動日本的學者以一種宗教般的狂熱探求西學，甚至不惜把身家性命也賭上。在國學運動掀起後，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比如西方醫學在解剖等方面證明了許多中醫傳統理論的不實。於是這些國學家們堅信，西學實證，中學(漢學)玄虛，把西學的實證知識學到手，就可以確立日本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絕對優勢。平田篤胤作為一個提倡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學者，擁抱哥白尼的日心說，並以之證明日本這個日出之國的民族主義神話。他讚揚蘭學的實證精神，指責中國的學問對人類還沒有認識的事情妄加推測。他還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他所鼓吹的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傳統廣泛學習。結果，日本的國學派逐漸建立了這樣一種文化精神：我們是日出之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學術文化都湧向日本。中國則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傳統，難以包容天下的學問，所以是文化的邊緣。

　　也正因為如此，面臨西方的挑戰，日本要比中國有準備得多。當年佩里率美國軍艦長驅直入，橇開了日本的國門。佩里送給日本人一些體現西方工業化成就的禮物，如火車模型等等，意在炫耀自己的實力，嚇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國人發現，日本人拿到這些禮物後，如獲至寶，並不斷提問，顯示他們對這些新技術早從書上讀到，而且研究過，如今真有機會看實物模型，激發了他們進一步的興趣。福澤諭吉驕傲地說，我們日本人從第一次看到蒸汽機船後，只用7年就掌握了駕駛技術，並獨立遠航跨越太平洋。他到美國後，覺得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超出他想象的東西，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瞭如指掌。

　　可以說，學習西方構成了日本中心主義學者的一個重要的使命。結果人家又學了西方，又保留、發展了傳統。加藤周一乾脆把日本文化稱為“雜種文化”。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幾乎都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哪裡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的意願。這種本土文化運動之間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的“國運”。

　　從歷史走向現實，我們面臨的挑戰就能夠看得更加清楚。中國對外貿易在GDP中的比重高達40%。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之一，這個比值也只有20%，比我們低一半。僅Wal-Mart一家企業與中國的貿易，就占了中國的GDP的1%。可見，在大陸國家中，中國幾乎最依賴對外貿易，依賴發達國家(即西方國家)的市場。

　　依賴人家的市場，靠人家的錢包發展，就得了解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要什麼。這是我們養活自己的本錢。當我們僅僅接受外國的訂單、靠廉價勞動力給人縫縫鞋子時，了解不了解消費者並不重要。但是，一旦我們發展到日本、韓國那個階段，靠自己的公司和品牌打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文化的敏感就會成為經濟成功的關鍵。你只有象日本那些大公司那樣，對美國與歐洲人的口味有細緻入微的體會，才可能保住自己的市場，在開發產品時領先對手一步。而要在人家的領土上投資建廠，在人家的文化、社會、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中運作企業，對人家的文化的了解就得更加充分。可惜，誠如筆者所言，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21世紀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乃至筆者這樣的業餘選手不得不為美國研究“填補空白”。李澤厚稱文化的基本問題還是吃飯問題。我們的本土文化運動，則完全解決不了、甚至乾脆無視這樣的吃飯問題。

　　當一個民族的傳統無法為這個民族面臨的基本問題(包括吃飯、生存問題)作出回應時，這個傳統最多只能是博物館中的傳統，就象發了財的大款家中擺着的幾件明式家具。這樣的傳統，不可能在現實中復興，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所以，本土文化運動如果想有任何前途的話，就必須把學習西方文化擺在自己的中心議事日程之中。舍此之外，別無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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