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創新的哲學理解（下）

----兼回老幾

中軍

2015.4.14

範例研究說明了思維創新的內在機制，在於思維創新來源於新意念的產生，而新意念又來源於思維本身所具有的無限和絕對性質。 也就是說，新的意念可以把任何事物作為思維對象，其緣故在於意識賦予了思維的無限的絕對性質。

如果意念形成的系統認識，可以依賴感覺器官，直接成為產生宗教的來源，那麼意念的創造性表述，不需要經受任何檢驗的限制，可以“異想天開”， 和表述的“天花亂墜”。對於沒有思維理性認識訓練的頭腦，常被其新穎意念“天馬行空”所述而震驚。宗教意念的說服力，在於感化和征服聽眾的相對狹隘的想象力，便 達到目的。

如果意念形成的系統認識，受到理性認知接受，則新的意念便成為科學發現的火花或靈感。此時的意念，首先必須接受邏輯的檢驗，然後是事實的證偽。從而使意念不斷得到修正，最終導出自己的邊界條件和預測設想。得到證明的新理念產生了科學發現。這是科學和其他隨意的意念想象根本的區別。

範例哲學關於“思維創新的本質是無限和絕對性”的論述，具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說明了感性與理性對於思維創新的基礎作用，不可忽視。“ 這種無限絕對性導致意念是倏忽即逝，如果不及時記錄下來很可能不會再在腦海中出現。意念源悟性的果實，是反覆思考的結果，是大腦中一切信息重新整理和組合的結果，是大腦多年不遇的靈感。但意念絕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事實上，沒有過去感性和理性的認識階段，悟性就是無源之水。所有，感性資料和理性邏輯的徹底，是悟性生成新的意念的必要條件。99%的汗水，是一分靈感的前提。”

另一方面揭示了情感意志信仰對於思維創新的先驗必然性。沒有這個先在的必然性，思維就沒有發現創新必然性的自身根據。作為思維認識的最高形式，悟性造成了思維的創新；作為悟性認識的特殊形式，這種創新依賴於對思維自身的根本性質的認識，即認識到思維絕對與無限的性質，以及和自然的本體性質的一致性。所以，作者認為，悟性認識的規定是哲學釋義真理性的必要條件。

對於《論範例》關於悟性認識的研究，網友們給予了許多的關注，特別是老幾，專文商榷，提出了兩個值得思考、也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第一個關於悟性認識“是能力還是階段”的問題，實際上從根本上涉及到了對悟性認識的哲學規定的問題。一方面涉及到當我們說感性階段與理性階段相區分時，所用的劃分標準是否同引入悟性階段的區分標準一樣的問題，另一方面涉及到了作為一種認識能力，悟性認識的特殊之處是否僅僅在於形式上的直觀問題。換句話說，同感性、理性認識的區分，悟性認識的本性僅僅是一種理性直觀嗎？僅僅是一種理性的認知能力嗎？如果深究下去，可能會進一步思考網友老幾提到的“看過‘最強大腦’節目就會知道，其實經過長期訓練，人是可以在某個方面近似達到理性直觀的，這時候其他能力可能很一般。這就說明沒有“階段”的區分，只有“能力”的區別。”

第二個關於把邏輯思維與悟性認知對立起來的問題，這的確也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是，老幾提到的“所謂的‘悟性階段’，就類似於康德的理性直觀”，我覺得也值得進一步思考，雖然《論範例》對悟性認識的規定還有許多待努力完善之處，也不等同於黑格爾的理解。

為此，我想多說幾句康德，特別是與黑格爾的對比中，看看對我們探討思維創新能有什麼啟發，以期望老幾及其他網友進一步的討論商榷。

康德的“理性”是相對於“知性”的。知性是規則的能力，把諸現象統一於規則之下，而理性則是原則的能力，把知性規則統一於原則之下。雖然康德設定了理性這一概念，但在他那裡，理性又是沒有能力去認識超驗的、無限的的對象。當康德肯定理念或自在之物不可知、肯定理性的超驗運用必定會陷入理性二律背反時，也就等於宣布了理性本身的無能和無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指出，康德哲學“完全是知性哲學，它否認了理性”。如果理性將自己對概念和原則的整理，僅僅看作是調節性的，而不是對象的構成性的，這對直觀是沒問題的。但有時、甚至不可避免的，理性會誘惑自己超出經驗的界限做超驗的應用，這在康徳看來，就會帶來問題。在黑格爾看來，既然康德主張理性無法認識超驗的對象，那麼在他的規定中實際上對理性的無能和無奈的限制。康德的理性里少了一種人的內在自由本性的規定。所以，這裡深思下去，會涉及悟性認識作為認知能力與作為心理能量的關係。這個問題所以重要，在於它涉及到了思維創新的關鍵，是怎樣從認識到科學、從科學到真理、從真理到人生、從人生到美好的內在必然性的問題。

宗教家是從天啟性上，即從先驗的創造主的必然存在，解釋人的悟性及思維創新的必然性。例如，釋迦牟尼是受了阿羅迦蘭和郁陀迦羅摩兩位仙人的指點，在菽婆羅樹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金星閃爍，天將破曉，才對萬物生滅的真理性豁然大解，獲得覺悟的。基督教《啟示錄》是賜給耶穌基督的啟示，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這就是說，人，只要按照神的啟示，或者說人只有領悟了神的啟示，自我思維才具有必然的真理性。

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家經常是從“天賦才能”、“先驗邏輯”等上論證的，例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作為第一哲學原理，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作為內在根據等等，說明人類尋求存在發現的真理性，都是求助於主體裡一種先在必然性，據此，其感受、醒悟、理解、認知，包括自由、自我、自覺的新意義，才能有生成的根據。

笛卡爾、康德等人的這種尋求思路也啟發了黑格爾。黑格爾為什麼長篇大論地闡述“絕對精神”的對象化、異己化、異化等現象及其回歸過程，然後還有了很多的粉絲，不管民間的還是政府的，就是因為這個“絕對精神”，以一種理性又信仰、邏輯又自由、科學又真理的本體面孔，提供了人們求諸於上帝的那種必然性，在精神自身中不僅找到了生成、演化、變異、發展、回歸的具有主體與客體雙重性的必然根據，而且找到了創造、融合、文明、善意、美好的具有個體與群體相互作用的自由根據。

如果說笛卡爾、康德思考的切入是認識與科學的關係，用天賦、自在之物等範疇的先在界定，為認識的真實性找到了內在的根據，論證了科學為什麼是可能的，那麼黑格爾思考的切入則是自由與真理的關係，用存在與自在、對象化與異化、否定與過程、主體與客體、個體與群體等歷史性關係的相互作用，為自由的現實性找到了內在根據，論證了真理為什麼是可能的。

在康德那裡，雖然自由的先驗理念包含着內容的實踐，但先驗自由在純粹理性中不是知識，只是理論的態度，因而它只有在實踐理性中、亦或在實踐的意義上，才能成為知識，由原本的空洞幻相獲得了實在性。也就是說，在康德眼中，科學受時空等範疇限制而對自在之物是無奈的，科學可以不是自由的，自由可以是同科學分開的，自由可以不是科學的。但是，在黑格爾眼中，自由乃是一種穿透了自在之物的精神設定的原初性質，正是於此，絕對精神作為真理的同時也就是自由。儘管在精神現象的發展過程中，這種自由是最後才達到的，但其作為一種欲求的最終目標，在邏輯上卻是先於這個過程陳述的。意識的本質，不管是作為認知，還是作為意志 ，本質上都是自由的。自由不僅是無人能夠否定的，而且對人自己而言，是把他作為善來尋求的。真理必須是自由的，自由必須同真理一致的。科學是人作為一種角色對客體必然的認識及反映，真理是人作為一個主體對世界必然的認識及反映，自由則是人既作為角色、同時又作為世界的主體對這些必然性的把握及運用。科學的本質在於反映了真在的必然性，真理的本質在於把握了必然的自由性。否則，絕對理念就不是絕對精神的，或者說，精神就不會必然地走向美好完善的絕對階段。

把自由規定為絕對精神的本體必然性，而不是僅僅作為一種認知的形式，亦或純粹理性的空洞態度，這是黑格爾超於康德的地方。從方法上看，黑格爾智慧的地方在於，用範疇的之間關係而不是概念的單獨本身，解釋了表現着主體創造性的個體本身內藏着“絕對精神”的雙重必然性，一方面是內含着心靈、意識、理性與欲望、對象、物化之間的自然必然性，另一方面滋生着個體、自我、靈魂與群體、他人、現實之間的社會必然性。所以，主體創新的每一步實現，不僅是必然的，而且這種必然是美好的，這種美好的必然性就是由“絕對精神”的自由本性及其追求提供根據的。

只有解決了自由何以是可能的，才能最終解決真理是何以可能的；只有懂得了真理何以是可能的，才能真正最終說明科學何以是可能的。

絕對精神的這種必然性，預設了個體精神不僅對科學的發現及建立，必須以自由為前提，而且對真理的把握及信任，更需要以自由的追求為理想的目的。這樣，思維創新才是人的創新，這種創新才是美好的。

思維的創新，離開了自由的內在根據，僅僅依據智力理性的判斷形式，即使是先天的、綜合的，也會沒有足夠的真理必然性，至多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解釋一些科學的普遍實用性根據。不打通科學與自由的連接通道，便沒有對真理的信心；沒有對真理的信心，就不會深究真理的必然性，就突不破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的障礙，智力理性必然束手無策在“自在之物”面前，只能在認知層面上解釋科學創新的表層現象，最終只能解釋經驗技能的發現發明。在靠天吃飯的自然經濟環境下，能大顯身手，不需要打破天、攪動地的真理性追問，靠“難得糊塗”就能產生實驗性的創新，但不會形成體系性的科學創新。在市場橫行、資本圈地的經濟氛圍中，只能靠一身的苦幹實幹賣力氣了。

對真理及其自由根據的信心所以能制約着思維創新，不僅在於這種信心能夠讓你穿透科學的實用性層面，而且能夠叫科學家們把科學置於自己的生命之上。對比一下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的思維，與今天的我們在孩子、甚至在我們自己每做一件事時，首先想到的是“有啥用、對自己有啥好處”的思維，就很容易看到四大發明後為什麼缺少創新的內在原因了。

這裡的原因深究，對於有熱情科學研究的人來說，就會讓你知道，牛頓為什麼會反對將宇宙解釋為一部純粹的機器，而強調說“引力解釋了行星的運動，但卻不能解釋誰讓行星運動起來的。上帝統治萬物，知曉所有做過和能做的事。” 愛因斯坦為什麼也特意說，“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可是沒有宗教的科學卻是無法前進的”。

可能，在一般的科學家看來，萬有引力定律及相對論的發現，只與牛頓、愛因斯坦的那些公式推導、演繹思維有關，但在真正的哲學家看來，沒有對“萬能第一推動力”的忠貞信仰在情感意志中的指引，這些新的思維不會有足夠的力量，讓非語言、非邏輯、非理性的無意識狀態進入到意識層面來。換句話說，不是牛頓、愛因斯坦本人想發現創新就能發現創新的。即使你用美好的“黃金屋顏如玉”來鼓勵刺激，甚至是威逼加誘惑，用動物園訓動物的技巧來苦苦地訓練，其結果還是毛驢拉磨，轉不出那個經驗以及功利的圈，因為在人的思維世界裡，創新本質上不是一種感性及其功利性行為，而是人對自己生活追求的理想實現，是從興趣熱情到信心毅力、神美寓意的過程，是理性演繹推導同情感意志信仰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果沒有情感意志信仰這方面引領的必然性，思維世界只是個機械的自然界，無法生出充滿必然性的新意。沒有必然性的新意，怎麼能會有發現創新者對對象的寓意呢？如果沒有新的寓意，牛頓、愛因斯坦如何地能有發現引力、相對論的必然性呢？同樣，如果美國人的腦袋裡沒有對那些“生而自由平等”的信奉，共和聯邦制的創新何以可能呢？如果我們的父輩那代中國人沒有對“人民當家作主”的那麼地執着，新中國何以為新呢？

這裡的根據反思，對於有興趣哲學練習的人來說，就會讓你明白，康德為什麼既反對笛卡爾、萊布尼茨等人，又批評洛克、休謨等人，而自己還敢於拋出二律背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明顯地沒有得到實證，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研究者繼續地發展着？相反，那些拋開黑格爾的思辨方式的哲學爭論，例如語言哲學的爭論，不管是人工語言學派還是自然語言學派，最後都會產生問題，陷入矛盾，特別是維特根斯坦的前後轉變，說明在思維方法上，如果用作為語言學的科學方法，或者說用語言及語言學的邏輯習性和驗證方式來進行語言世界的哲學思考，來直接解決語言生活中的世界問題，就一定會產生命題及其語言釋義中的矛盾、二律背反。當然，反過來，也不行，如果用哲學思維替代語言學的科學思維，大樓就是建在沙灘上，什麼創新都不會發生。更可怕的是，這些口含着“代表和諧新思維”的人，儘管身穿西服，手拿蘋果，但滿口的“殺龍之術”，其心態最多還停留在文藝復興之前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爭論上。

就哲學思維來看，迄今為止的凡是各學科內部解決不了的理論、邏輯、語言悖論，本質上都是思維悖論，思維悖論本質上都是二律背反的，而二律背反，就是把研究自然、社會、思維里的某一層面或方面的思維，套用到了對整體世界的對象上，即一種“思維錯位”的結果。

康德的二律背反的貢獻，在於點到了這個我們常犯的思維毛病：如果用科學的實證思維來思考哲學的對象，必定自動帶來這類“思維錯位”問題及矛盾的。《純粹理性批判》對這種“思維錯位”表述得很清楚：“說世界有一個開端，與說某物有一個開端，這是在根本上不同的，後者在可能經驗範圍內、前者卻不在，即使前者也是理性概念的一種運用，只是它用錯了範圍”。

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貢獻，在於明示了產生矛盾、二律背反的現象是正常的，這種“思維錯位”都是個體的他對無條件者、無限者自身要求的，一點也不是什麼壞事兒，相反，說明人類思維向前走了，“如果認為現象世界有一個物自體，這個物自體沒有矛盾，它是不同於精神東西的，並且認為有矛盾的東西就會毀滅自己。那麼，精神一有了矛盾就會陷於混亂、發狂。真正的解決在於認識到這樣的道理：範疇本身沒有真理性，理性的無條件者也同樣沒有真理性，只有兩者的具體的統一才有真理性”。

顯然，這種“思維錯位”的現象，會提醒人們，我們的生活世界需要科學的思維，但同樣也需要哲學的思維。二律背反產生的必然性，就是哲學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哲學的思考需要一些不同於科學思維的另外努力，除了試着超越於事物實證的方式外，你還必須保持兩方面的堅持：

一是必須能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雙重必然性的層面來介入。在科學家眼中，研究對象就是客觀的實體，不管是自然事物還是人、精神本身，客觀必然性是科學探索的實質；但在黑格爾眼中，實體在本質上即是主體，它是自在而自為的: 一方面對我們而言，這個自在而自為的存在是精神的實體；另一方面為它自身而言，它也是自在而自為的存在，它必須是它自己的對象。當對象的認識內容是由對象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時候，對象只對我們而言是自為的；但當它對它自身而言也是自為的時候，這個自己產生的存在，就同時又是自在的，是對象的客觀因素，而對象在這種客觀因素里取得它的具體存在，並且因此在它的具體存在里，對它自身而言是自身反映了的對象。就此來說，科學不過是精神的現實，是精神在其自己的因素里為自己所建造的王國。

合乎邏輯的，沒有科學，不會有哲學。但沒有哲學，科學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真理性的。所以，黑格爾才說，“人們完全沒認識到，在任何一門知識或科學裡按其內容來說可以稱之為真理的東西，也只有當它由哲學產生出來的時候，才配得上真理這個名稱；人們完全沒認識到，其他的科學，它們雖然可以照它們所願望的那樣不要哲學而只靠推理來進行研究，但如果沒有哲學，它們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生命、精神、真理的”。

二是還得超越非黑即白的單一思維，要有種融合的心境、信真的意境。在常人眼裡，花朵開放的時候花蕾消逝，人們就此會說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樣地，當結果的時候花朵又被解釋為植物的一種虛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實是作為植物的真實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並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在哲學家眼中，它們的流動性卻使它們同時成為有機統一體的環節，它們在有機統一體中不但不互相牴觸，而且彼此都同樣是必要的，而正是這種同樣的必要性才構成整體的生命。

由此可見，在哲學看來，真正的創新是思維作為人的自由實現，既不是宿命，也不是任性，因為任何科學做為真理，其本性上都是自由的，都是精神藉助於對象的客觀形式來反映了自身的時候，它才是自在而自為的。這就是黑格爾說的“科學不過是精神的現實”。而人們要想真正獲得這種創新認識，就必須適應自由的追求，既不能非黑即白的獨斷，也不能小肚雞腸的糊塗，因為真理作為人生，其本質上都是融合的，都是生命藉助於外在的流動形式融合為有機統一體的。個體如此，由無數個體構成的群體、社會亦如此。彼此的接納、寬容、合作、鼓勵等都同樣是必要的哲學緣故，在於我們都是相互的實現着，沒有相互的作為中介形式，我們都成不了人的現實，都不具有高於動植物的現實本質。沒有兒子，就不會有父親。沒有女人的陰柔溫馨，男人就不陽剛堅挺。沒有你我，上帝都是不完整的。沒有黑兄弟，NBA等美國體育賽事何以成為國際性的鰲頭?沒有默哈默德、釋迦摩尼等等的文化融合，光就一個耶穌，能帶領美國超過英法德意日俄嗎？

然而，當下的困境在於，不僅多數兄弟們不習慣於以這樣的方式去理解，而且用於把握這種矛盾的社會意識，通常也不知道把這種矛盾從其片面性中解放出來，保持其無片面性，並且不喜歡在看起來衝突矛盾着的形態里，去認識其中相輔相成的環節。不是抱住“陰謀論”，就是認為對方沒落馬上崩潰了。這樣一來，愈是把真理與錯誤的對立視為固定的，就愈習慣於以為對某一爭論的態度不是贊成，就必是反對，而且人們的思維，就愈習慣於只在其中尋找贊成或反對的功利偏愛，只要你罵的那個對象，合我意，咋地，我都挺你；相反，只要你不合我意，咋地，也不行。從官員決策到百姓調侃，從政治對決到網上爭罵，基本上都是採用這種或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或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把對立視為固定的”思維。

今天早上，看到朋友發來的微信文章:《全國“傻*”排行榜：都來看看這些嘴臉》，覺得好笑，又有些可憐，這些精英學者，社會公知，多不容易地苦學苦練了多少年，在各種考場上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勝出的，都是十足的聰明，可為什麼沒有走向時代的創新英明，而是滑落到了功利的刁鑽精明?除了利益的糾纏，想必大家在此定會看明白的，也讓大家一樂，特轉下鏈接。

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TEwOTgyNQ==&mid=208517714&idx=1&sn=56d403a5a168b5c02b5905b99a38df76&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key=2e5b2e802b7041cfd70efee6727df97a7517530f96a49455faf93ddccea04b530e935d9238156e6bdd934a4401678b91&ascene=2&uin=Mjc4ODE0MDYwNA%3D%3D&devicetype=iPad+iPhone+OS8.2&version=16010410&nettype=WIFI&fontScale=162&pass_ticket=ca4uyfbBU0RPxct2%2Bs94s%2BBx8jqt1Uu82GILWTrwJBP1QbUWgVKhy8%2FbhhHeP4bu

離開了真正的哲學，這種“雞蛋誰先”、“公婆各有理”的獨斷思維、錯位思維，必然會阻擋思維的創新，不僅會發生“小肚雞腸”的協作困難，相互亂整的內耗現象，而且還會用“難得糊塗”的功利安慰取代了科學的深究探索，用夜郎自大的經驗性替代堅信融合的真理性。就此來看，中國所以有古代的諸多創造發明，因為她有許許多多的老子、孔子、孫子、公孫龍等等哲學家的百家爭鳴，而近現代缺少科學創新，不能不說我們在整體上忽視了這一點。

悟性認識，在中國文化史上還是極為受重視的，儒釋道都有許多很透徹的論述。例如老幾提到的“老子的道法自然里涉及悟性認知的事”；網友huixiang貼中寫道的：“思維要能走得遠，先要‘我’做好準備。這個準備不能是‘成心’，這樣的人見到了新東西，就迷惑，無所適從，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甚至反對。所以要虛其心，虛則能得。《六祖壇經》中禪心指月，就是六祖的‘我’，徹底地準備好了，所以他不識字，聽經卻可以隨聽隨解，如同故地重遊——新在哪裡，舊在哪裡？”這個“我”所以不能是功利的、貪婪的，也不能是生理的、經驗的，在於“‘我’之所在：‘我’不是社會的我，生理的我，不是腦，也不是心。道家，佛家，儒家誠意，基督教的因信稱義，存在主義，自我實現等等，都是基於這個東西。但這個東西，只能‘我’冷暖自知，不能由別人拿來給‘我’。‘我’每個人是不同的，但最深處是相同的”等等，我想，如果我們可以和康德、黑格爾等西方哲人的思考一起對比研究一下，更能令大家有深刻的啟發。

如果說，思維創新是一種意境，那麼，對思維創新的哲學思考更是一種意境。在這樣的哲學境界裡，創新不只是存在着語言文字與認知心理、邏輯與非邏輯、意識與無意識、本我、自我與超我等等的內部結構的機制問題，而且也存在着歷史環境與社會習性、道德良心與忠實信仰、藝術審美與自我寓意等等的客體、主體、自我多層界面的融合問題 。例如，在客體界面，思維需要以自在之物的必然性為對象，通過把握客體的“meaning”來創新；在主體界面，思維需要以自為之物的必然性為對象，通過把握主體的“meaning”來創新；在自我界面，思維需要以自我之物的必然性為對象，通過把握自己的“meaning of meaning”來重新塑造。如果這三個界面不能相互融合、各抒己見，那麼它們必然成為相互接受新東西的障礙，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創新。

就哲學的這種興趣來說，我們應該從生活現實性上，來理解二律背反、矛盾悖論是怎樣規定了創新思維必須各抒己見、哪怕是愚見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又是怎樣隱藏着人生美好追求的。反之，如果我們不正視這些背反及矛盾的現實，不允許各抒己見，那就會導致沒有真實地探索，都會裝糊塗。這種不能融合、又不能較真兒、不相信真的社會心理是無法發生真正思維創新的。

由此，我們會看到，四大發明後缺少創新的關鍵，不僅在於我們思維的內部機制問題，而且在於我們缺少足夠的這種融合的心境、信真的意境，境界中的自我缺少足夠的超脫人格，致使我們無法衝破經驗與功利的束縛。

由此，也會看到，當前中國的應試教育，不僅僅在思維類型上傷害了孩子的創新思維，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興趣習性、融合心性、信仰意志上傷害了孩子對真理信心的自由新生。如果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基礎上，再聽信“兩目全視糊塗情”的告誡，那麼在那些天生欲望、自然興趣跑過來時，孩子們除了模仿“人上人”的任性，什麼成鋼的“無畏愛國的執着”，什麼老爺的“不顧場合的真誠”，有錢沒錢、有權沒權都任性的話，就會沒有領跑這些天真熱情、狂奔意志的美好理想，就不會主動自我地開放容納、真誠信奉，也就不會生出什麼真正創新的必然性。

從必然性來看，《論範例》有關思維創新的研究，還存在着諸多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內容上的問題外，在論證形式上也有問題，例如，有些術語缺少足夠的邏輯規定，邏輯性與非邏輯悟性的關係界定不清，概念缺乏範疇關係的規定，範疇之間沒有足夠的判斷必然，推論及論述時不時地跳出了條件的原來設定的邊界等，但是，它儘量地從精神內在必然性的層面，來尋求新意識生成的根據；從語言與思維的範例性，來界定意識的絕對性；從科學與真理的整體性，來探索創新的機制；從認知與自由的必然性，來解釋理性、邏輯同非理性、非邏輯的相互作用，便是對思維創新的一種哲學思考、而不是實證思考的嘗試。

有興趣，詳細論述請參見《論範例》第三篇，網址：

http://baguwen.biz/UserHelp.aspx?Menu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