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文化”特點(7)：無“量”的概念-走極端


感性文化下的國民是“感性國民”。感性國民的辦事方法是，無論幹什麼，都圖省事，簡單。從買一跟蔥到選擇一個國家領導人，都是如此。


仔細想想我們自己，最簡單的例子比如教育孩子。美國人對孩子的教育有一種方法叫“time-out”。既根據孩子不聽話的程度，“因行為施教”，掌握一個“量”的概念。當孩子犯了錯誤時，對孩子的教育，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將孩子嚇得噤若寒蟬。而我們中國人往往圖痛快，或將孩子一頓臭罵或暴打，或放縱繼續為害。總之，在極端的兩個方面變化，絕沒有美國人的“量”，既“酌情處理”的概念。其結果往往是，或者“over-acted”，或者“ignored/missed”。


小事是如此，大事也是如此。不論是毛澤東選接班人還是鄧小平選接班人，基本上就是“一拍肩膀”：“就是你啦”。誰聽說過全民討論，全黨討論，或全中央委員會討論，全政治局討論？如果聽聽海外國人議論“中國如何走民主道路”的建議，也是或者“革命”，或者“改良”。沒有聽到有人寫出如何不走極端，在哪些事情上“革命”，在哪些事情上需要“改良”，既，將酌情處理得概念應用進自己的理論中。


理性的要求是首先確定原則既方向，然後在向一個方向的發展中，必須掌握“量”的變化。根據情況不同，處理得方法也不同。這樣的理性思維費時費力，需要調查了解情況，需要考慮成熟等等，都是理性思維所要求的。而感性的國民和他們的“感性知識分子”往往怕麻煩，圖痛快，快刀斬亂麻。西方人是理性民族，他們觀察中國問題，往往從理性的角度，既“量變”的角度。比如，中國政府抓了劉小波十多年了，最近又變本加厲地將高瑜等著名律師都抓起來，貫徹什麼“網絡安全法”等。而同時，習大又要求司法人員向法律“宣誓遵守憲法”，而且習自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語驚四座，要大家“承認共產黨腐化變質的事實”。這一切都說明什麼？任何跟着中國政府政策指揮棒轉的人，都會被中國的政策的“氣功練法”搞得稀里糊塗，不知這個政府到底要做什麼，究竟要往哪邊轉向？


其實，只要從大的“感性文化”方面，抓住這個文化下的黨和民眾和他們領導者的思維特性，既，“感性思維”的特點，就不會被他們政策的“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搞糊塗。而很容易看出，這個政府，或乾脆講，生活在這個文化下的人，都是“忽左忽右”，沒有西方理性民族的“量變”概念的，因為他們不懂什麼是“理論或原則”。


中國人的文化根本的東西是什麼？答：一切利益為上。既，什麼“work”，就幹什麼，管他什麼理論不理論，原則不原則(既鄧設計的“貓論”)。這種思維方式，魯迅稱為“拿來主義”(在中國人看來，世界上什麼都是如此簡單啊！)，都是作為“胡服騎射”辦法的處理了之。這也許是中國以漢人為主的民族性和北朝鮮作為一個民族特性的區別。好的地方是，到底這還不是一群世界最差的傻冒兒 - 別看他們一時“左”，他們會一個極端跳到“比誰都右”的(中國人近三十年來對待“錢”的態度，是不是？)。差的是，作為一個集體，它的理性什麼時候才能成熟呢？- 什麼時候不在“骨子裡”認為自己不如洋人的時候吧 - 此乃中共領導人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里固有的，近代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