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張兆和, 高青子

劉洪濤

主要因《從文家書》的出版，沈從文與張兆和的關係引起讀者的廣泛興趣，也有一些論家著文評說，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論事，因此意義不大。作家個人婚戀對創作有重大影響，這已經是不爭的文學史事實。有鑑於此，筆者討論二人關係，除考證若干史實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戀對沈從文創作產生的豐富複雜影響。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敘傳”不免過分，可忽略二者的聯繫同樣非實事求是，折衷的辦法，我把它當成理解創作的一個特別的角度。當然還有其他角度，只是這裡不去涉及罷了。在文人婚戀中，沈從文和張兆和是少有的白頭偕老的典範。1929年8月，沈從文受聘到中國公學任教，認識當時在這所學校就讀的張兆和，遂展開愛情攻勢。開始時，這攻勢因張兆和的羞澀和態度不明朗進展不大，後有胡適居中穿針引線，沈從文終於如願以償。1933年寒假，沈從文與張兆和訂婚，1933年9月9日，二人在北京結婚。正如結婚所選日期的寓意一樣，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婚後生活雖起過一些漣漪，但始終相敬如賓，共同走完了漫長的歲月。喜歡咀嚼文人軼事的讀者從這段婚戀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傳奇”，不免會失望，但這段婚戀在沈從文內心掀起的風暴，以及它與沈從文創作的關係，卻“好戲”連台，美不勝收。一句話，它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一 沈從文在湘西曾鍾情於一個馬姓女子，結果被她的弟弟騙走一筆巨款。他剛從湘西來到北京時，在很短暫的時期對丁玲流露過愛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傳他和丁玲、胡也頻“大被而眠”，那不過是把三人的友誼曲解罷了。一個身體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愛是極正常的事；沈從文初入都市，有強烈的挫折感，把性愛當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從文寫過像《舊夢》、《篁君日記》、《長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等情色作品，表現青年男子的冶遊和性經歷。雖然沈從文把自己打扮得像個道中“老手”，但在見到張兆和時之前，在兩性經驗方面幻想多於親歷，是可以肯定的。況且，性與愛情並不是一回事。因此，與張兆和相識，沈從文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初戀。沈從文意識到，自己找的是一個陪伴終生的女子，而張兆和是理想的任選。他的激情被調動起來，全身心投入到戀愛中，而張兆和也與沈從文小說創作發生了密切聯繫。張兆和相貌清秀，膚色微黑，在張家姊妹中排行第三。這種體貌特徵和親族關係被沈從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說《三三》（1931）寫一個鄉間小女子朦朧的初戀，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說未見交代，於是這個奇怪的名字就只能從張兆和的排行來解釋。可以作為補充論據的是婚後沈從文寫給張兆和的許多書信都稱她為“三三”。《邊城》中的翠翠，皮膚“黑黑”，《長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張兆和的膚色特點。沈從文還有給親近之人寫故事的習慣。《阿麗絲中國遊記》第一卷後序中說，寫這部作品是“給我的小妹看，讓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親面前去說說，使老人開開心。”沈從文在追憶《月下小景》故事集寫作緣起時這樣寫道：“我有個親戚張小五，……又喜歡給人說故事，又喜歡逼人說故事。我想讓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說故事的已知道怎樣來說故事，就把這些佛經記載，為他選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這本書，便是這故事一小部分。”[1]這些小說的篇末，大都附有“為張家小五輯自XX經”字樣，可見所言不虛。給張兆和的五弟張寰和寫故事可謂醉翁之意，全在取悅張兆和。沈從文另一篇小說《燈》（1930）中，敘述人給一個穿青衣的女子講關於燈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動，遂成就了敘述人的愛情。雖然我們不能妄加測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張兆和，但其格局與沈從文追求張兆和時的情形卻是一致的。張兆和有時也以人物形象進入到沈從文的小說中。《賢賢》（1932）中的賢賢以九妹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卻是賢賢的哥哥（指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戀愛。作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戀被無聊者議論，引起賢賢不快。《三個女性》（1933年8）是獻給大海和美麗女子的抒情詩。其中三個女性，“高壯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長袍的女子”蒲靜隱射丁玲，“年約十六，身材秀雅，穿淺綠色教會中學制服的女子”儀青是九妹，“年約二十，黑臉長眉活潑快樂着紫色衣裙”的黑鳳則指張兆和。三個女子在海濱玩耍，被美麗景色所感動，都想把這種對美的驚訝、頌揚和愛表達出來。黑鳳覺得要認識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個辦法，這與張兆和謙遜、嫻靜的性格是相合的。黑鳳一邊和另兩個女子笑鬧，另一方面她不忘作為主人的責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處，黑鳳收到未婚夫電報，說XX（指丁玲）已死。黑鳳聽了久久不能釋懷，她在心中默默懷念XX，稱讚她是“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死”。除了上述張兆和與沈從文小說聯繫的一些直觀材料外，還有一些作品隱約透露了戀愛中的沈從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個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戀着那個有着“黑黑的臉”，“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車長途跋涉來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館住下後，他因為女子略乏熱情的信函而變得疑慮重重，他擔心求婚被拒，在房間裡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從《沈從文全集》所收相關書信看，這正是沈從文當時內心的真實寫照。1932年，沈從文求婚成功。從此，焦躁被喜悅的心緒取代，沈從文在其後寫的一系列作品，大唱愛情的讚歌。《春》（1932）寫一個青年醫科大學生和一個美麗女子的互訴衷腸的那個美妙時刻。男子為巨大的幸福所淹沒，用詩、用沉默、用語無倫次的“瘋話”讚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勵並陶醉於男子的情話。一點小小誤會，讓男子擔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無端懷疑起女子的父親可能橫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對現實毫無察覺，她暗示他，父親已經應許，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這場愛情的饗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園裡，藍天白雲，鮮花百靈將愛情裝點得詩意盎然。《若墨醫生》（1932）的故事發生在青島海濱。若墨醫生事業有成，政治信念堅定，喜歡辯論，另有煙斗不離嘴的嗜好，卻對女人沒有興趣。敘述人“我”想到一個牧師的女兒將要到青島來養病，起意成全他們的好事。雖然若墨醫生認為女人“在你身邊時折磨你的身體，離開你身邊時又折磨你的靈魂”，沒有一樣好處，但異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這女子“溫柔端靜，秀外慧中”，以及青島海雲花草氣候的相宜，沒有多久就墜入情網。若墨醫生的向愛情“投降”，隱含了即將成家的沈從文對自己處境甜蜜的“無奈感”和辯解：沒有人能夠抵擋世間最美好的愛情的力量。由於愛情成功所催生出來的一組最優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評價過這中國現代唯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2]《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絕大多數取自佛經，沈從文加以鋪陳點化而成。沈從文在《湘行書簡》（1934年1月16日）中不無得意地寫道：“《月下小景》不壞”，用字頂得體，發展也好，鋪敘也好。尤其是對話。人那麼聰明！二十多歲寫的。”他對張兆和承認：“這文章的寫成，同《龍朱》一樣，全因為有了你！寫《龍朱》時因為要愛一個人，卻無機會來愛，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愛人。寫《月下小景》時，你卻在我身邊了。前一篇男子聰明點，後一篇女子聰明點。我有了你，我相信這一生還會寫得出許多更好的文章！有了愛，有了幸福，分給別人些愛與幸福，便自然而然會寫得出好文章的。對於這些文章我不覺得驕傲，因為等於全是你的。沒有你，也就沒有這些文章了。”[3]《龍朱》、《神巫之愛》等寫於沈從文認識張兆和之前，是他渴望愛情而又無從戀愛的見證，側重展示男子的高貴丰儀，《月下小景》故事集寫於愛情成功之時，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為愛而屈服成為一種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敘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遷怒于波羅蒂長國，詛咒它三年不雨。乾旱事關國計民生，國王大臣想出種種辦法，皆不奏效。國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榮華驚人”，“巨富百萬”，她獻上了“美人計”。扇陀帶五百華貴香車，攜五百絕色美女，來到仙人所住森林，採花捉蝶，鼓樂沐浴。仙人初不以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漸露出“呆相”。扇陀又進一步引誘，扇陀怡然就範。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語終得解除。《愛欲》頌揚女子的美貌、聰明以及貞潔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嘆“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別長處，就肯定是有一種特別魔力”，否則，為什麼她們令男人愛得如醉如痴？這些作品的基調是明朗、快樂的，只有一個陶醉於愛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寫出這樣燦爛的華章。

二 1933年9月，沈從文與張兆和攜手踏進了婚姻的殿堂。這年深秋，沈從文開始寫他的代表作《邊城》，於1934年初春完成。《邊城》是沈從文新婚蜜月的產物，但這是一部相當客觀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應該和沈從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體聯繫。關於其中翠翠的原型，沈從文提到過三個，《水雲》中寫道：“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見到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邊新婦作範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式樣。”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還指出另一個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絨線鋪中那個白臉俊俏的女子。沈從文指認的三個人物原型中，張兆和除在膚色和性情上與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運等都相距甚遠，她們的聯繫不是根本性的。其實張兆和的影響是在另外的方面：因為婚姻，沈從文在表現情愛上變得節制、溫雅，翠翠的愛意萌動，二老的追求，都相當含蓄，一切發乎情止乎禮儀，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結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種張揚和肉感。關於《邊城》與沈從文婚姻的聯繫，值得重視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新婚蜜月里，為什麼《邊城》是一部悲劇作品？沈從文曾經抱怨親近的朋友和讀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麼情緒下寫成這個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寫它的意義”。那麼這部客觀化的作品背後到底隱藏了沈從文什麼樣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雲》中作了交代，說《邊城》是他將自己“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什麼又是沈從文“受壓抑的夢”？沈從文說，它們是“情感上積壓下來的一點東西，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點傳奇，一種出於不巧的痛苦經驗，一分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換言之，即完美愛情生活並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雲》寫於1942年，是對自己1933－1942年十年間情感和寫作歷程的辯護書，關於《邊城》的解釋帶有濃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靜的婚姻生活無法完全消耗心靈積淤的激情能量，通過《邊城》將其宣泄出來，這符合廚川白村關於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的說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種宣泄，為什麼它是喜劇而《邊城》是悲劇？沈從文進一步解釋：“這是一個膽小而知足且善於逃避現實者最大的成就。將熱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滿足，而自己得到安全，並從一種友誼的回聲中證實生命的意義。”[4]話雖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邊城》是他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誘而又逃避的結果。《水雲》中許多交代有事後追認的味道，有些話未必屬實，關於沈從文寫作《邊城》時陷入婚外戀，就沒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證；相反，其間寫的《湘行書簡》，浸透着對張兆和的關愛。但浪漫的愛情走向實際的婚姻，沈從文在精神上逐漸生出厭倦疲乏的心緒，是肯定的；同時，令沈從文動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經出現在他的生活中，《邊城》中人事處處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對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邊城》是一個預言：沈從文心靈的風暴就要開始了。

三 沈從文婚外戀的對象是詩人高韻秀，筆名高青子。沈從文與高青子初次相見的具體時間難以確認，但應該在1933年8月以後，最遲不會晚於1935年8月。沈從文剛開始認識高青子時，她是沈從文的親戚，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的家庭教師。沈從文有事去熊希齡在西山的別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雙方交談，都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一月後，他們又一次相見，高青子身着“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沈從文發現，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說中女主人公的裝束。當他把這點秘密看破，而對方亦察覺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時，雙方有略微的尷尬和不安，隨即有所會心，他們的交往開始了。高青子的裝束是仿沈從文小說《第四》裡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說中，敘述人“我”在汽車站與一個“優美的在淺紫色綢衣面包裹下面畫出的苗條柔軟的曲線”的女子邂逅並相愛，演繹出一段悲劇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實在沈從文的小說《燈》裡已有先例。這篇小說中，敘述人“我”給一個青衣女子講關於一盞燈的故事，故事中出現一個藍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動，她第二日“為湊成那故事”，改穿藍衣來訪敘述人，敘述人“我”夢想成真。在現實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動了沈從文。能夠佐證二人關係細節的還有高青子寫的一篇小說《紫》。這篇小說發表於1935年末的《國聞周報》13卷4期。小說從八妹的角度，敘述哥哥與兩個女子之間的感情糾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遇到並愛上一個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風”的美麗女子。男子在兩個男子間徘徊，一個將訂婚且相愛，另一個引為紅顏知己。哥哥與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們無法逾越業已形成的局面，激情與克制，逃避與牽掛，種種矛盾情形營造出一幕幕異常美麗的心靈風景。小說中人物關係及其命運和沈從文當時的處境是相當吻合的。此外，小說中的許多細節也證明了與沈從文的聯繫：“璇青”這個名字，令人聯想到是沈從文常用的筆名“璇若”與高青子的拼合；八妹與她的哥哥讓人想到沈從文與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島、北京、天津等地輾轉，與沈從文的經歷大體一致；小說中以紫色為媒，分明是針對如前所述的沈從文小說《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島為背景的小說，其中有一句“流星來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語出自沈從文的《鳳子》；哥哥解釋自己為什麼不能忘懷紫衣女子時，搬出了現代心理學家葛理斯的著作，以為這是“力比多”使然，這深合沈從文的見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從文的影響。沈從文在《水雲》中提到幫這個“偶然”修改文字，應該就是這一篇；而且小說是在沈從文主編的《國聞周報》發表的。沈從文與高青子的關係在家庭中掀起了波瀾。張兆和當時剛生了長子龍朱，正在醫院裡，這一消息給她以很大打擊。1997年筆者訪問張兆和先生時，她對此事仍耿耿於懷。她承認高青子長得很美，當時與沈從文關係密切。親友們曾居中勸解，而且有人給高青子介紹對象，希望他們的關係就此了結。張兆和說，翻譯家羅念生就是一個“對象”的人選。沈從文性格不是剛烈、果斷的那一種，並且他深愛張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堅定地留在張兆和身邊。這種“靈魂的出軌”沒有導致家庭破裂，但給沈從文這一時期的創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沈從文的著名小說《八駿圖》就是這場婚姻危機的第一個明顯反映。小說的主人公達士先生（沈從文自己）到青島大學任教，結識教授甲乙丙丁等，他發現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有病，這病症是性壓抑。達士有未婚妻，他以唯一一個精神健康者自居，熱心為同事診治病症，排遣鬱結。一個學期結束，達士即將南下與未婚妻團聚，不料一個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簡，一行寫在沙灘上的字跡，竟把達士留了下來。小說結尾諷刺道：“這個自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病離開海，不易痊癒的，應當用海來治療。”有意思的是，在《水雲》中，沈從文把這篇作品的寫作時間提前到青島時期（1931－1933），說由於這部作品以在青島大學任教的一些教授為原型，引起不滿，他因此離開了那裡：“《八駿圖》和《月下小景》結束了我的教學生活，也結束了我海邊孤寂中的那種情緒生活。兩年前偶然寫成的一個小說，損害了他人的尊嚴，使我無從和甲乙丙丁專家同在一處繼續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5]實際上，這篇作品寫於1935年7、8月間，發表於當年的《文學》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為時間距寫《水雲》並不遠，“誤記”不大可能。沈從文在這裡賣的是什麼“關子”，只要認真讀一讀作品就知道了。《八駿圖》中引誘達士先生的那個女子，其原型是趙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員，青島大學校花的俞姍。《水雲》中她也作為一個“偶然”出現。沈從文可能被俞姍的美貌短暫吸引過，但沒有證據顯示二人之間有特別的關係，相反，沈從文稱這女子是“受過北平高等學校教育上海高等時髦教育的女人”，“大觀園裡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沈從文讓已有未婚妻的達士先生在青島受到這女子的引誘，反映的卻是自己在北京時的處境，金介甫說：“沈讓達士先生來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這個意思。沈從文把已經有未婚妻的達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誘寫成理性無法控制的無奈之舉，是性本能使然，又把與高青子的關係錯接在俞姍頭上，以此來為自己辯解和掩護。與高青子的接近導致沈從文家庭出現裂痕，並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對創作的影響。《自殺》（1935）寫心理學教授劉習舜和太太之間幾乎無事的煩惱。教授剛為學生講過“愛和驚訝”的心理學問題，加之遇到數年前一對出名夫婦自殺後所留遺孤，觸景生情，情緒低落。妻子追問根由，教授無言以對。小說極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瑣事將激情消磨殆盡，失去了“驚訝”，夫妻恩愛的質量降低了。寫於1936年的《主婦》寫一對夫婦在結婚三周年時各自的意識流，對激情讓位給常識，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後婚姻應該如何維持進行了反思。妻子回憶婚戀經過和婚後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穩幸福，然而幸福對男子並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潛藏着的婚姻危機：隨着疲乏的產生，“驚訝”和“美”消失了；對婚姻的忠誠束縛了想象和激情。他愛妻子，但這愛不能容納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認自己是一個“血液中鐵質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認為“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須剪除翅翼。”可是，這克制卻不得不以犧牲創作為代價，他不由得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節制恰到好處，還是情感的放肆無邊無涯？” 沈從文自己就被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後幾年的創作歷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沈從文在同年8月，離開北平，南下武漢、長沙，1938年4月，經貴陽到達昆明。張兆和產後不久，身體虛弱，沒有與沈從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張兆和才攜二子輾轉與沈從文在昆明團聚。1939年5月，由於敵機空襲，沈從文一家搬到呈貢鄉下。高青子這時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到昆明後，沈從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風，他的倍受爭議的作品《看虹錄》就是放縱情感的產物。小說敘述人是一個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訪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內爐火溫馨，心靈間早有的默契使他們願意在這美妙氣氛中放縱自己，在一種含蓄的引誘和趨就中，二人向對方獻出自己的身體。小說中有性描寫，有對女性身體的細緻刻劃，但都十分含蓄隱晦，一切使用意象。這篇小說發表後並不見看好，朋友不理解這種神秘高深的東西，左翼批評家則指責他寫色情，但近幾年，它卻引起學者的濃厚興趣，被看成沈從文在40年代小說藝術試驗的代表作。翻譯家金提證實，小說中寫到的房間，就是沈從文在昆明的家，[6]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飾、舉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讀者只要對比一下沈從文在《水雲》中對那個“偶然”的描寫，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結論。當然，更權威的說明還是來自沈從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錄》中的“屈服”：“火爐邊柔和燈光中，是能生長一切的，尤其是那個名為‘感情’或‘愛情’的東西。……一年余以來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鐘內即證明等於精力白費。”“我真業已放棄了一切可由常識來應付的種種，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種感情漩渦里去。”[7]沈從文和高青子的關係沒有一直維持下去。與長久的婚姻比起來，這短暫的婚外戀要脆弱的多。當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從文身上，高青子也選擇了退出沈從文的生活，這時間大約在1942年。沈從文寫道：“因為明白這事得有個終結，就裝作為了友誼的完美，……帶有一點悲傷，一種出於勉強的充滿痛苦的笑，……就到別一地方去了。走時的神氣，和事前心情的煩亂，竟與她在某一時寫的一個故事完全相同。”[8]這裡沈從文提到的高青子寫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說的結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過天空，不知所終，現在，高青子也永遠離開了。同名小說《主婦》（1946）是沈從文為紀念結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對自己十餘年來情感歷程的總結。小說的男主人公是一個作家，他希望寫一篇作品，以作為紀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體，不斷來催促休息。他在感動中枯坐了一夜，終於一無所獲。這時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種奇蹟，我能不必熬夜，從從容容完成五本十本書，而這些書既能平衡我對於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於相反帶我到瘋狂中？對於主婦，又能從書中得到一種滿足，以為系由她的鼓勵督促下產生？”他為這平衡理性與情感矛盾的念頭髮狂，在天明時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殺以掙脫矛盾，但理智告訴他：“我得回家”，於是他回到了家裡；當他在妻子素樸美麗的微笑中，他的心卻仿佛仍聽到遠方有“呼喚招邀聲”。他意識到，自己的矛盾並未解決，新的誘惑一旦出現，他又會振翅而飛。這篇小說中，沈從文對給妻子造成的傷害表示了極大的歉意，是寫給妻子的懺悔書。他的態度十分誠懇：“和自己的弱點而戰，我戰爭了十年。”他甚至將家庭責任上升到“公民意識”的高度：“我得從作公民意識上，凡事與主婦合作，來應付那個真正戰爭所加給一家人的危險、困難，以及長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儘管在小說中，人物情感與理性的矛盾仍沒有徹底解決，但在現實生活中，出於對主婦和全家的責任，他選擇了一種庸常的生活，並且從這種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穫：他“發現了節制的美麗”，“忠誠的美麗”，“勇氣與明智的美麗”，重新找回了“尊嚴和驕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從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並深深折服，他與張兆和的關係對其創作的影響，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論加以理解：文學是作家的白日夢，是“苦悶的象徵”。應該看到，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婚戀，無論春和景明，還是狂風驟雨，對他的創作影響都是巨大的，並且這種影響總是正面的。逃離也吧，歸依也罷，沈從文總能將這種內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從文從張兆和受惠之大，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的。

注釋：[1] 《〈月下小景〉題記》，見《沈從文文集》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43頁。 [2] 參閱拙作《沈從文與現代小說文體變革》，《文學評論》1995年2期。[3] 《沈從文別集·湘行集》，嶽麓書社1992年版43頁。[4] 沈從文《水雲――我怎麼創造故事，故事怎麼創造我》，見《沈從文文集》10卷281，279，282頁。[5] 同[4]275頁。[6] 參閱金介甫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版442頁。[7]同[4]283，284頁。[8]同[4]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