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大还是法大?” 无权（既无权力又乏权利）的民众老是在问，老是得不到正面回答。有一个说法是干脆否掉问题，谓党是一个组织，法是一种设置，不可拉在一起。这其实是摆着讲学问的样子耍滑头，因为，你懂得，民众设问中所对比的，是中共中央（党章诠释者）的权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制订者）的权威，哪个应当为大；或者是，党的利益和社会全体的利益，哪个应当在上，或最终应服从于哪个。

    这样摆明之后，问题就滑不过去，但也不用问了。因为答案属于一个公理，是自明的。政党之为物，在皇权专制社会里没有，原自外来。近代中国人以“党”（朋党、党派、结党之类）一词翻译 party，意思一致，它指社会中的一群，或者诸群中的一方，为某种目标集结而成。也就是说，只要谈党，它就始终只能是社会成员当中的一部分。公理：部分小于全体。因此，是党大还是法大（“接地气”的表达），设问的措辞固非严谨，但真正的答案并不难寻，只是有人感到难于接受。

    如果某一组织是这样的：它使本帮利益以国家核心利益的名义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又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即普适）之真理代表者的地位——外兼“先锋队”（即精英团体）名义——而绝不容许本组织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组成政党，相与公开竞争，那么，这个组织，在本质上，不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政党，而只会因循成王败寇的旧道，不掌权时为伙会豪强、掌权时当朝廷。现代政党之所以为现代政党，就是因为，只要不同利益和政见有意以政党形式呈现于社会，它就必须能够容许其他政党存在。把别的政党都消灭掉，意味着社会政治制度从现代倒退回古代，你也不再有理由以现代政党自居。蒋经国先生深味此理，断定宪政之内“没有永不下台的执政党”。可以说，是否允许不同政党存在，是检验一个社会的政治发育阶程的标志。

    当今执政初接位时曾经声称，要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此调头天震聋发聩次日消声敛弹，大约因已经发觉：现代所谓执政党先须是一政党（接受公民选择委托来担任组织管理社会的责任，即其将“权为民所用”修改为“权为民所赋”之意）。这个道理既简单易明又颇为难言。中共当年武力统一之后，本来作出了经政治协商还政于民（还军于国是其题下应有之义）的姿态[注]，但最终沦于“人民民主”专政即独裁。现在说要“转变”，是否又怕人不当真、又怕人当了真呢? 曾经在某处墙上看到一幅小画，题画化用所谓民谚，辞曰：“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真有两个我，又觉不大妥。” 一党政治，原是只许自己如此，不准别人这般，一旦高调声称要转变为执政党，心底里却明白如此一来就必须开放党禁即容许别人组党，从根底上就有这种尴尬。

    目前中共为了反腐而厉声强调政治规矩，很好。从事政治必须讲规矩，即共同遵守的底线和规则。希望中共党员和干部在反腐试验场的角力中养成习惯，人人遵规守矩，等到从党内的场子走出来、进入社会的大场子之际，能学会遵从更大的规矩。

    寄语中共，莫再妄自尊大，将治党治国混为一谈，也别翻转过来，把“亡党”“亡国”拴在一起，总以为一个朝廷亡掉，国家和民族就得一起烂光。

[注] 中共当年武力统一之前，发布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的关于民主宪政的言论汗牛充栋，在在反映出当年的国民共识。至于中共推崇美国制度为民主榜样的精辟言论，真足以照耀今日网坛，令炒骂美国制度的先生们显得像是当年积极反共的三青团小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