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從三八二十三看中國的流氓文化

楊恆均博士說：“兩天的會議最重的戲是開幕式後請於丹做主題演講，她談中國文化。這是我第一次聽於丹演講，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於丹的想法。”，而之前對於丹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印象，但是，經過這次會議就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因為，“她演講起來如滔滔長江之水，唐詩宋詞信口道來，旁徵博引，這一講，就是將近兩個小時。也徹底破壞了我對她的看法。”原因呢？是因為：“於丹為了突出中國文化優越而對西方文化與宗教的不以為然，把中國的倫理抬出來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沒有倫理似的），還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稱自己就是看武俠小說長大，武俠里就有豐富的中國文化，並以武林高手練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氣當劍、殺人於無形來說明中國文化之高深，讓我聽着都覺得臉紅。”

更為反感的是，於丹花了很長時間講一個禪宗的故事。楊恆均博士介紹說：“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個不懂得高深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她用大段講述一個禪的故事。她說：

古代一位混混買了三匹八吊錢一匹的布，付款時聲稱‘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位混混竟然以頸上人頭作擔保說自己是對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錢。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說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對的，他願意輸掉頭上的帽子。眾人相持不下，於是來到小和尚的師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處，請他作主。

沒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會，竟然說‘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對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錢拿走了三匹布，還得了小和尚的一頂帽子，高興而去。老和尚卻因此受到鎮上眾人的鄙視與驅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憤憤不平，最後還是忍不住質問老和尚為何說‘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說，你說那小混混的頭重要，還是你頭上的帽子重要？他用頭來和你的帽子打賭，我能說‘三八二十四’嗎？

小和尚明白過來，我們大概也都能夠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

楊先生然後這樣評價於丹大師的這個故事：“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禪機'故事，加上於丹講得聲情並茂，成為整場演講中的亮點。可亮點幾乎馬上變成污點，因為於丹說當時她對外國人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訴外國人關於中國文化的高深之處：外國人弄不懂中國文化，說我們不講原則，是人情社會……但這故事就說明了我們中國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處，我們的中國文化有時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啊！”

很明顯，於丹大師講的那個“三八二十三”的禪宗故事，要表明的一個道理就是誰流氓誰勝出，誰無賴霸蠻，誰就占便宜。遵守規則是要吃虧的，守護良知是要失敗的，按照常識行事的人就是愚蠢的。在這個故事裡，小混混無理取鬧，並且以自己頭顱作賭注的小混混，靠着一點無賴與刁鑽的智慧，最後不但以“三八二十三”的算法輕鬆霸占了人家的布匹的便宜，而且，還順便得到了小和尚的一頂帽子。這個故事真是非常生動地演繹了中國二千多年來占盡主流的流氓的成功文化。中國二千多年來的一治一亂，從主子到奴才的不斷更換，說白了就是在演繹着這個禪宗故事裡的道理。從於丹大師作為儒家文化代言人前年在倫敦街頭撒潑表現來看，她還真是中國文化的最好代言人，因為她比其他儒家文化大師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她不但完全深刻地理解了這種文化，而且還充分實踐了這種文化。許多對中國傳統文化迷信的學者，對於丹也是嚴厲批評有加，說她不具備中國儒家文化代言人的資格，說她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太淺薄之類，其實以我的眼光來看她是最得真傳的，她不但能夠深入理解，認真領會，而且能夠充分地踐行這種文化精神。其他儒家學者們對她的批評，真正原因其實是忌妒她用孔子大發其財,大曝其名,名利雙收，而自己卻沒有撈到多少便宜而已。

其實，儒家文化養育出來的人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特別喜歡罵人訓人，口言善而身行惡，特別虛偽，特別富有奴性，也特別不會尊重人，總是把自己顯擺到一個高人一等的位置，高高在上，其面孔常常在“狼樣”與“羊相”之間瞬息轉換。在倫敦，於丹大師的翻譯這樣說她：“此作家真是讓我開了眼，我對其變臉的本領佩服得五體投地：頭一分鐘還張牙舞爪對中國人呵斥，另一分鐘馬上笑逐顏開面對鏡頭和記者。”（《於丹倫敦街頭撒潑記》）其實那個翻譯犯了一個錯誤，以為儒家文化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而應該像英國紳士淑女一樣，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其實她是在用英國文化來檢驗於丹，才會感覺那是開眼界的事情，感覺很失落。也許這個翻譯久不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成長，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過於陌生了吧。其實，在國內像於丹這樣的人與事，比比皆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現，又有什麼奇怪的呢？這樣的做派又不是於丹一個人，於古，於近，於今，都不乏其人。

其實儒家文化的祖師爺孔子本人就是這樣的，如果一些人太過於健忘，我不妨再在這裡不厭其煩地錄下孔子當時在見不同人的時候的不同做派吧：“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然；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這段《論語》裡對孔子見不同的人的不同表現的描寫，其實已經充分說明，孔子對於不同的人是明顯有不同的態度的。見到比自己低的“下大夫”，那是“侃侃而談”，唾沫亂飛，那種居高臨下，神采飛揚，不可一世的樣子，非常生動形象。而見到比自己高的“上大夫”，也就是比自己官位權力大的人呢，自然是另一幅嘴臉，那就是大氣不敢出的“誾誾如也”，一幅謹小慎微，謹言慎行的樣子。而見到了君主更不得了，嚇得臉色蒼白（色勃如也），口吐白沫，手腳痙攣，手腳無措，張口結舌，口不能言，頭不能抬，連站都站不直，大氣不敢出，就差點大小便失禁，要尿褲子了。一幅活脫脫的奴才相。說實在的，於丹在倫敦街頭對自己的翻譯與隨從人員撒潑，不到一分鐘又對外國記者笑臉相迎，這點功夫不正是得孔子真傳嗎？

什麼叫流氓？流氓就是不講規則，欺軟怕硬，為非作歹，見狼現羊樣，見羊現狼樣的人，他們見硬的就讓，見軟的就欺，見到強者，他就是一個奴才，見到弱者他就要充當主子。這樣的人就是流氓。從這一點來看，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一直是流氓文化。中國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國儒表法裡，互相配合而成的流氓文化，是由法家的政治與儒家的道德合成的。這種文化的性質特徵，譚嗣同在其《仁學.二九》中概括得非常到位,是這樣說的：“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其實法家的祖師荀子，也是孔子思想流派的，儒法的真正祖師爺，都是孔子。只是孟子繼承孔子取性善論為其立論基礎，而荀子繼承孔子取性惡論為其立論基礎。中國二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皇帝幾乎都是流氓，特別是開國皇帝，幾乎沒有不流氓的。劉邦本身就是市井流氓出身，做皇帝之後，流氓的本性只會發揚光大，而不可能就會變得高貴。朱玩璋也是流氓，以流氓的手法奪取天下，再以流氓的方法進行統治。整個明王朝，發展到後來，完全是靠流氓手法來維持統治。二千多年來的中國，誰流氓誰勝出，誰如果還保持一些人性的光輝，誰就會慘遭失敗。今天我們也看到了，不僅政治領域，而且在中國的各個領域，都是遵循流氓統治，流氓勝利法則。於丹、余秋雨等儒家大師活學活用，作為今天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是最合適不過了。

朱大可先生對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文化研究之後得出的結論，頗為令人膽寒，那就是中國二千多年的所謂主流文化其實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統治的原則。今天於丹大師被這種流氓文化隆重推出來，那也不是偶然的。一種文化自然會選出最適合他的代表，於丹大師、余秋雨大師在今天走紅大江南北，那會是偶然的嗎？不要再說什麼我泱泱十四億中華大國，為什麼會選這樣一個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街頭潑婦當成中國儒家文化大使、形象代言人了，因為對於儒家文化，於丹才有最深刻的理解，並且她最有才能，最能夠用自己的言行舉止，生動形象地將中國儒家文化給予淋漓盡致地演繹出來的唯一合適人選，在這一點上連余秋雨大師都還不夠格。

附錄

小笑話：三八二十一

兩人大吵。一說三八二十四。一說三八二十一。吵了一天，相持不下，告到縣衙大堂。縣官聽罷一拍驚堂木，大喝一聲：“把說三八二十四的拖下去打二十大板”。說三八二十四的大驚：明明他蠢，如何打我？縣官答：蠢到和說三八二十一的人吵一天，不打你打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