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明和早期域外文明相似性的若干問題 

1757年，法國學者德經（Chre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已經注意到了古代漢字與古代埃及文字之間存在着相似性的問題，當時，他發現了一百多個比較接近或者完全一樣的象形字。那時還沒有發現甲骨文字，他看到的只是青銅器銘文、大篆、小篆，即金文。於是，他提出了古代中國人是古代埃及人的後裔的觀點。這就是著名的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種起源於古埃及說。或者簡稱之為中國文化西來說。 
我曾把這一百多個非常接近或者完全一樣的象形字，進行了對比研究。比如，“丙”、“日”、“吉”、“乙”、“丁”、“庚”、“子”、“辛”、“禾”等字。在殷商甲骨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這些文字的寫法基本上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是，它們的意義在中、埃兩國文化傳統中卻有同有異。一般來說，對自然界動植物和自然現象的象形，兩者多相同或者相似，意義也一樣。但是動植物和自然現象之外的象形字，則多為形似而意義全然不同。比如上述中的“丙”、“乙”、“丁”三個字中的“丙”字，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其意義就是三項：“測量”、“到達”、“扁平的事物”。和古代殷商文化傳統中的干支的意義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當然，也有一樣的。比如“辛”字，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具有“苦辣”和“麻煩”兩種含義。今天我們還在使用象徵麻煩的“艱辛”和象徵苦辣的“辛辣”兩個詞彙。 
從象形的程度來看，古埃及象形文字比殷商甲骨文字還要古老，或者說還要象形。比如，“雨”、“水”、“刀”、“魚”等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幾乎百分之百就是圖畫，而殷商甲骨文字已經具有了抽象化的處理。或者說：古埃及象形文字沒有甲骨文字中的六書造字的傳統和規律。 
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些或許可以給殷商甲骨文字的解釋提供一些幫助和參考。比如父親的“父”字：，左邊的一豎“”，一直是作為指示符號來理解的。似乎沒有什麼象形含義。而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這一豎卻很明顯地畫出是手杖。拿手杖的人才有資格成為父親，這裡面已經包含着權力和年歲的內容。那麼，漢字中的指示符是否在原始造字時代另有具體的象形含義？ 
那麼，我們需要回答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和殷商甲骨文字的這種相似或者相同，是否真的存在着兩大文明之間的交流呢？ 
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就曾經主張殷商人種的祖先可能來自古巴比倫人。他提供的證據是“百姓”一詞來源於古巴比倫的“巴克族”。這一觀點的直接來源是當時的法國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曾提出“巴克族移民說”，認為殷商人種的祖先是公元前2300年由西亞移入新疆和甘肅的巴克族。此說也得到了日本學者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等人的支持。 
不僅如此，古巴比倫文化中還有八卦傳說、還有福巨傳說，甚至也出現十二宮和六十進位法傳說。其中，八卦、福巨傳說和商周文明中的八卦、伏羲傳說完全一樣。而八卦創始人，在漢文化古代傳說中是伏羲，而在古巴比倫文明古代傳說中卻是福巨。這個問題最早由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發現。“福巨”這名字也是花之安的譯文。這個建立在古代傳說基礎上的相似文明，目前還無法進行考古學的考證和研究。但至少可以看作是上古時代中、巴文明相互影響的一個輔助證明。日本學者新城新藏、我國學者郭沫若當年都還注意到了商周時代天文學中的“攝提格”一語其實是古印度二十八宿中的第十三宿名稱svati的音譯。這一點極為重要，這一解釋也很合理。 
於是，我們從古巴比倫文明對殷商文明的影響開始來到古印度文明對殷商文明的影響這一視點。 
但是，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八千年前的骨笛以及占卜用具，在音律學和數學等方面，它的起源要早於兩河流域各文明兩千多年以上。這一考古發現和文化現象就不是主張中國文化起源於古巴比倫說的學者（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能回答和解釋的問題了。特別是賈湖遺址出土的有契刻符號的龜甲，這顯然是早期文字存在的證據。而那些能發七聲音節的骨笛，它的製作技術對音律的要求，中國之外其他文明卻是在此兩千多年後才解決的。 
假如我們把賈湖遺址定位為中國文化和科技的早期源點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出現的“巴克族移民說”、“攝提格”音譯說、乃至於八卦和福巨傳說等等，都應該是中外文明相互影響和相互交流的證明。 
印度人何時與中國有交流，在印度古代文獻中沒有準確的記載。在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曾多次提到支那“Cina”，“Cina”即“秦”字的音譯。 
曾有人主張：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就是連接殷商王朝—古埃及文明的海路中間站，甚至有人大膽提出哈拉巴文明的創造者就是炎黃祝融氏族的一部分。那是因為雲南滇池一帶發現的石寨山文化和哈拉巴文化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從失蠟法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到象形文字，再到青銅牛、猴和蛇造像的大量出現，無不表現出對哈拉巴文化的模擬。謝崇安先生在《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一文中指出：“由於石寨山文化的分布區(以滇池地區為中心)是處於滇緬印古道的前段，也為早期南方中外交通的門戶，故其文化面貌存在上古印度文化因素也是可以理解的”。《華陽國志·南中志》中就記載了雲南當地居民中有“身毒之民”這一歷史事實，可見這一通道是自古而然的。甚至在考古實物上，雲南滇池一帶和印度東部、南部地區出土的石器和原始建築也十分接近。在這一方面，已經有饒宗頤、汪寧生、童恩正等先生寫有專文加以比較和研究。 
哈拉巴文明在古印度文化中的歷史地位很接近我們的安陽殷墟。古代的印度文明主要出現在在印度河畔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一帶。它是一個一個東西長1600公里、南北長1400公里範圍的二百五十多處大小文明遺址，這就是所謂的印度河文明。其中最著名的是旁遮普省的哈拉巴（Harappa）古城遺址和信德省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古城遺址。這兩座古城保守估計距今最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它的面積相當於4個蘇美爾，或2個古埃及。但是，遺憾地是在古代印度的歷史文獻中至今沒有發現對這兩座古城的任何相關記載。而且，在上述兩個古城遺址中至今沒有發現神殿或宮殿的遺蹟。顯示着當時可能還沒有出現貧富分化。因此，有理由推斷它們的實際歷史可能遠在四、五千年之上。上述兩個古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印章，還有規格一樣的完整的城磚和古建築遺址，顯示出當時哈拉巴文明是高度成熟和發達的青銅文明和農耕社會。 
哈拉巴古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方形或長方形的印章，那上面刻有奇怪的象形文字，與印度古今發現的任何一種文字都不相同，目前還沒有人能夠解讀這些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被稱為哈拉巴文字。 
作為圖形文字的哈拉巴文字，可以分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哈拉巴文字還不完全是漢語意義上象形文字，它是六十幾個小的線條文字和大的圖畫的結合。其中，在這些線條文字中，我發現了不少文字符號和甲骨文字寫法上非常接近。如：“X”、“”、“”、“”、“”、“”。上述這六個字，從外形上看，無論他是否了解殷商甲骨文字，他都不會否認這些字應該是殷商甲骨文字。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上述幾個字全是哈拉巴文字。有些字字形相同而意義不同，如商周賞賜金文《免簋》、《豆閉簋》、《望簋》等中出現的“”字，這個字就是“黼”字，它還有、、、等多種寫法，在哈拉巴文字中也有一模一樣的這個字，它的意義是數字“八”。因此，哈拉巴文字是否具有甲骨文字的含義又當別論。 
而晚期的哈拉巴文字則主要集中使用大約二十幾個固定的線條符號，不同的線條符號組合而形成新的文字，顯示出正式定型和成熟的哈拉巴文字向表音文字的發展。目前出土的在滑石、陶器、象牙和青銅器上出現的印章文字的大約有2000多件。很慚愧我只看到了印章文字拓片和照片將近一百餘件。但是所有銘文中使用的文字符號最多為21個，而且每件銘文的符號數通常只有五、六個。當時出現的全部文字符號，按照英國學者的統計為419個。按照印度學者的統計則多少不一，最多有600多個。它是按照從右向左、再從左向右的蛇形順序，依此閱讀的。這種印章文字主要運用在木箱和陶缸的封口處，以便確保被運輸物品在運輸途中沒有被打開過。這和我國古代的封泥性質十分接近。 
除此之外，它還具有護身符和私人名章的含義。 
最近，我在一件印章文字拓片上居然發現了《周易》頤卦和復卦的六爻卦象：“”和“”。大家知道，頤卦之所以名頤，是和取象於牙齒、口腔有直接關係的。《頤卦》卦辭中有“觀我朵頤”一語，《彖傳》中就說：“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這些全是在闡述頤卦的“口實”之象。而在哈拉巴文字中，頤卦圖象也是和牙齒、口腔有直接關係。 
根據現代哈拉巴學者的研究表明：哈拉巴文字是古印度達羅毗荼語（Dravida）的前身。誠如是，則可以證明古印度從哈拉巴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的古達羅毗荼語的轉變。但是，古印度達羅毗荼語實際上是個龐雜的古印度達羅毗荼語系，巴利文中稱其為“Damil!a”。它先後涵蓋了印度中部、北部、南部共計75種語言。《大唐西域記》卷十中就特別說明了“達羅毗荼國……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它和印度其他語言沒有直接的親屬關係。達羅毗荼人種（Drayidian local race）的由來也很混亂。由此可見從古印度達羅毗荼語開始來往上追溯研究和破解哈拉巴文字是多麼地艱難。 
我們知道在文明的研究上向來有共同起源論和先後傳播論兩大觀點並存。而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Glyn Daniel）在《關於文明起源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曾經主張：世界上有六大文明都是獨立起源的，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瑪雅文明、秘魯文明。那麼，至少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哈拉巴和殷商帝國之間也許存在着我們今天無法想象的聯繫和東西交通。童恩正先生在《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一文中特別舉例說明：“在新石器時代, 印度東北地區—包括阿薩姆、梅加拉亞、那加蘭、曼尼普爾、孟加拉、比哈爾、奧里薩、和喬達·那格浦爾等地在內—的文化, 與中國相似之處更多。這些地區所出的有肩石斧、石鋅, 長方形石斧、石鋅, 八字形式斧, 長方形有孔石刀等, 都是中國雲南常見的器形。在阿薩姆曾發現一種刃部磨在兩窄邊的圭形石鑿, 此種器形在中國四川西南部亦甚常見”。 
這裡還需要說明一下： 
哈拉巴文明的計數方式是一、二、三、四、五全是逐漸疊加積畫構成的，而六則是將“三”分開為左右兩部分，從《周易》卦象的角度上說，三可以看成是三爻乾卦卦象，而六則成了三爻坤卦卦象。我們可以把這一我的這一解釋看成是比附。但是出現頤卦和復卦的六爻卦象就不是比附說能解釋的問題了。是無意義的偶合還是另有什麼含義，目前我們難於下結論。因為哈拉巴文字還沒有人能夠真正讀懂。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巴文明在數學上是八進位制的。而《周易》也是八經卦兩兩結合而成的八進位制。 
商周文明中的八卦和哈拉巴文明中的卦畫、商周文明中的八卦和古巴比倫文明中的八卦、商周文明中的伏羲和古巴比倫文明中的福巨二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聯繫和影響，我們只提出問題，不進行任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