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祭祖礼>述评》 

近几年来，在先秦史研究领域随着刘源先生的论文一篇接着一篇的发表，他的大名也正一日高过一日，这让我对这位一向很谦虚、严谨长于深思熟虑的学弟倍加注重。无论是他的甲骨文研究还是金文研究，他都提出了让学界同仁交口称赞而又持之有理的观点。 
在这一领域的学者中，六、七十岁上下的有刘雨先生和刘一曼先生，四、五十岁上下的有刘恒先生和我，而三十岁上下的就数刘源学弟了。刘喜海、刘心源和刘体智自然也就成了我们敬慕和效仿的从清代中期到民国时代专治金文的刘姓本家了。其实，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本来就是由宋代金文学家刘敞——我们这一刘氏本家之祖——率先开始的。 
我认识刘源先生是2003年的春夏之季。那时因为眉县铜器的出土，《北京晚报》约我和他共同撰写有关的报道文章。于是，在那年3月20日的晚报上同时刊发了我的《眉县新出青铜器展观展记》和他的有关眉县新出青铜器铭文的释文和译文。那时，我们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宇信先生转告我说：刘源看了我的文章，并对我也姓刘、也研究先秦史和西周金文表示了意外的惊喜。当时，王宇信和宋镇豪二位老前辈还曾计划安排我和他在社科院历史所进行一场专题学术报告。但是，此一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却因一位权威人士无端阻止而告终。直到2004年夏我去参加国际殷商文化学术研讨会时，我才得以和他相见。会上，他告诉我说马上要出版他的《商周祭祖礼研究》一书。我当下十分惊喜。因为我那时刚刚出版了《金文庙制研究》一书，商和西周的祭祖礼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对有些重大问题给予了回避。现在，刘源先生说他已经完成了一本与此相关的专题学术著作。怎能不让我倍感欣慰。所以，当我得到他的赠书后，我立刻终止了一切活动，专心致志地、从头到尾细细阅读此书。 
刘源先生的此书试图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等众多先秦历史文献的考证，探讨商周贵族阶层祭祖礼的演进过程和规律，并对当时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进行研究和考察。他的切入点就是对商周祭祖仪式类型的研究。他主张以往的祭名说并不能反映商周祭祖活动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以“祭名动词”来代替以往的祭名说。并且又把这一“祭名动词”划分为“说明祭祀目的的动词”和“说明仪式内容的动词”两大类。这一新的划分标准的确为理解繁杂的商周祭祖活动带来不少的便利。这一主张或许会开启从传统的字义研究走向语法学的功能性研究的倾向。诚然，以往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对祭名内涵的研究。从罗振玉到现代各位甲骨学家一直对此十分关注。刘源先生认为：“祭名是用来说明祭祀类型的，还是用来证明祭法或祭仪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准确的看法”（P22～23）也正是有鉴于此，他才提出了“祭名动词”来取代以往诸说。他在肯定了岛邦男先生的以祭仪说解释商代五种祭祀活动的观点是“富于启发性的，可以丰富我们对祭祀仪式内容的认识”（P24），同时，他也看到了岛氏此说“失之笼统，缺乏对术语内涵的清晰说明，在研究中不易把握”（P24）的缺点。 
坦率地说，通读刘源先生的这本大著还是需要有相当的学术功力和毅力的。因为他的这一研究在时下学术界属于那种又偏又难的一类选题。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活动。有些观点，我还是有点疑惑在心，现在略加说明以快朵颐，并希望刘源先生能给予指教为盼。比如关于出组王宾卜辞的解释问题，刘源先生理解为“王宾显然有王往某地之义”（P44）这就和郭老的傧相说、李效定的傧敬说等先生的主张有了很大距离。但是，如果把“王宾”理解为“显然有王往某地之义”的话，那么出现在西周初期文献中的“宾于王”一词又该如何解释呢？再如他在书中对四时之祭的否定，认为是“得不到西周、春秋时代可靠史料的支持”（P61），我在此要持保留意见了。详细主张，我在拙著《金文庙制研究》一书中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和证明。 
此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刊甲种之四，商务印书馆和历史研究所的眼光和气魄，以及朱凤瀚和常玉芝两位著名甲骨学家为此书作序，也为此书增光不少。 
最后想说的是：感谢刘源先生的此书，丰富了我对商周庙制问题的认识，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