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一切會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我想了想，若是一個人指着我的鼻子說：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我會很生氣，儘管他說的有理。但無所謂，惱羞成怒地指責他太粗鄙無知。我生氣的原因和大家一樣，因為突破了那條做人不言而喻的底線，這層意思從古到今都是禁忌。“人啊，認識你自己。”哪怕是金光閃閃地刻在神廟牆上的，一樣不中聽。不管是用齊東野語，還是希臘哲言，皆是人類的毒藥。這句話神可以說說，但人類自己若是重複或者實踐，罪同褻神。

人類可以忍受各種艱難困苦，甚至直面死亡。唯一無法忍受的，就是去認識自己。其實上萬年前，人類已經直覺到來自於塵土還歸於塵土，到今天更清楚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和溶液。可這個真相太殘酷。那些歷史上苦思冥想宣布洞察真相的所有聖人們，其實只是各自找到了迴避這個問題的渠道法門，從而形成了各異的文化。其中共通的一條，就是把人分割為肉體和精神。對人自身的認識，必須限定在肉體上。精神或者靈魂本質的揭露，成為禁臠。不可以用物理化學手段，只能通過“文化”。而文化，成了每個人一生的精神衣服，從遮羞布到裹屍布的大全套，一層一層地把“人”包裹起來。

文化是一種人造的生存環境，是一種心照不宣的精神裝甲。通過對共同價值觀的信仰和堅持，直接替代了絕大部分人絕大部分時間的獨立思考。人若是要認識自己，首先要打破文化這層外殼。但是，這樣做會成為共同體的異己分子，被排斥甚至消滅。個體的嘗試者，絕大部分被文化無聲無息地湮滅了。雖然也有少部分造成一些影響，從而在長期上推動文化的慢慢演化。但這些個體自身，當時大都被視為變態的破壞分子，沒有好下場的。所有文化都是自帶內置的革命者懲罰機制的。

在外敵的壓迫和威脅下，或者入侵和滅亡等情境，文化在短時期內劇烈改變是可以觀察到的。但是如果沒有外來刺激，讓一個文化起來反對自身，或者這個文化中的大部分個體起來全面反對自己的文化，是史無前例的。因為文化阻止其中的個體反省。即使一種文化把自身和其中的人類個體最後都壓迫窒息死，也不會感覺到負擔。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真的有一個叫“文化大革命”的幽靈。在中國大陸徘徊，還持續了十年。根據文化的本性就一定可以推知，這裡面的絕大部分個體，是被別人引導被哄被騙而發動的；運動以種種怪誕過激的手法才得以推行的。而出現“從觸及肉體到觸及靈魂”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其它動亂的參與是無法持續十年的；而眾多動亂沒有導致戰爭和入侵，是個意外的奇蹟。

把一個文化所有的信條拿出來審查一遍，追溯它們的來源，討論其合理性問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我們審查和討論文化合理性的工具尺度和標準，都只有文化本身。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在作這種不可能的嘗試。雖然這十年運動還是主要停留在砸碎和顛覆舊信條的階段，雖然這場運動不可避免地陷入用自身證明自身對錯的怪圈，但這十年的確打開了一個窗口，讓文化對個體的束縛暫時放鬆，為思想上的離經叛道爭取到一定的合法性。從而讓更接近真正的獨立思考，不是那種“真正的正確”（正確性需要彼此驗證和多數化而合法），成為可能。可這場幾乎是六億人全民參與的運動，卻至今無法進行有效反思。文化阻止我們反思，也許要認識自己又必須在自己的“靈魂深處”進行“文化大革命”。不過文化鼓勵人們訴說冤屈和不公，因為這些行為會都加強文化自身；唯獨認識自己，會起到瓦解文化的效果。

現象的文化根源，遠比我們想象的要長的多。打人，甚至殺人，一直都是常見現象，並不是文革的創造發明。打人在已知的所有文化中從不缺失，說明這是人類普遍本能。如果真有過不帶“打人基因”的人種，肯定早已滅絕了。舉世無雙的，如皇帝廷杖大臣；官員打百姓板子；家（族）長打子孫；教師打學生；軍將打士兵等等，全套的實用的作為制度性懲罰手段，我們這個“打人”文化肯定是遙遙領先。而在這個“打是愛”文化中被打的是要謝恩的，或者最大的反抗只能是“小杖受大杖走”。只會有打多打少問題，或打對打錯具體人的問題，但總體上，人是該打的。不打人，則無以維繫綱紀；再則，不讓打，這不是逼着多殺人麼。。。

荒謬也許是從文化包圍之中反文化的唯一途徑。文革中最普遍的冤屈，偏偏是挨打和被批鬥。一時間部分人挨打的幾率突然上升，翻了好幾番。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我們聽到挨打的人說肉體上的痛苦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冤屈才是主要的。文革中被打的人的冤屈感，是真切而且一致的。從而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似乎是所有的“打”全都“打錯了”。被打而感到的冤屈，大概有三種情況：一是原來打人和被打的主客顛倒了，比如老子被兒子打、老師被學生打、官員被百姓打；第二種是原來以為已經奮鬥到了不再被打的位列了，結果“刑上了大夫”；再有一種就是不該被打人的被錯打了。所以我們猜測：其中原理主要是 “好人”不該挨打，而 “壞人” 該打，或者“壞人”被打了也不該冤枉？考慮到這些被打和被批鬥的人，很多都有過打人和批鬥別人的歷史。三種可能性或多或少可能都有點。

只有當一個社會中所有的“打人”都“打錯了”，才能讓我們的反思，從只是有些人不該挨打，轉向還是是否所有的人都不該挨打？從反思“打對打錯”到“打人文化”本身。如果所有的反思，只是停留在控訴“好人挨打”的冤屈，那麼那些“挨打”就算白挨了。判斷善惡或決定“好人壞人”，是所有文化的專利。那些覺得冤屈的受害者，未必反對打“壞人”，只是一定是把自己定義成“好人”，至少是“罪不至打”。那麼，如果這些人處於一個與這個文化中好人壞人標準不一樣的文化中，被打是不是就不覺得冤屈了呢？或者，冤屈在於，我原來一直在按照文化規定的善惡標準來作一個好人，你現在突然顛倒了標準，把我當惡人打，不合理。反過來，如果原來的標準就是顛倒的，這個文化中的“善人”是不是就會心無滯礙地在那個“以惡為善”的文化中去作“惡”呢？

在一個區分善惡的懲罰性文化中，有人挨打是不是不可避免？善惡區分是不是我們判斷“該不該打人”的充分條件，還是唯一尺度？除了既有文化，我們是不是可以有其它評判標準？如此大面積的“觸及皮肉”，又有多少能“觸及到靈魂”呢？我們總在反覆重提那些直接起因，有沒有審視過“打人行為”泛濫和與之相連的“正義感”和“冤屈感”產生的文化背景機制呢？

文化的起作用機制，在於限定了個體思維的起始點。通過讓人群建立起共同的價值觀，以宗教般甚至超過宗教的信仰，堅信（未必是堅行）某些價值信條是天經地義不容質疑的。從而強制性省略了前提的審查和推導。對於價值觀方面的概念範疇，我們都是直接拿來無條件使用的。諸如“正義”和“公平”等。下放務農、上山下鄉、取消憑考試上大學，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訴訟集中點。儘管在物質生活質量上的巨大落差，但控訴集中在公平、權利、和機會的剝奪上。

但是，我們有沒有審查過我們宣稱的公平，本身是不是來源於一個公平基礎呢？我們個人感覺到的不公平，包含還是不包含已經存世的不公平？我們名義上宣稱的公平，是不是只是維護一種歷史不公平結果的藉口，而實際上正在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呢？我們在引用“公平”為理由時，是否以為“公平”不需要標準？還是沒有標準只有尺度的？如果有標準，這個標準是哪來的，什麼時候定下來的，可不可以改變？誰有權改變？如果讓我們具體選擇，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才能讓自己滿意？若別人選擇另外的標準我們是不是會立刻判為錯的？如果沒有一個絕對公平，那麼我們要求的“相對公平”應該相對於什麼？這個相對尺度線應該劃在哪裡？如果歷史上這條線多次移動，為什麼我們如此反對這條線再次被移動？

我們在既要“自由”，又要“公平”時，有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根本衝突？我們能不能分清什麼是真正的“自主選擇”，還僅僅是一種文化導向？我們不接受被別人選擇，是有多少出於對自由的純粹熱愛，還是對結果的不滿意？有多少人在意選擇的自由，又有多少人意識到在文化傳統中，在現實的物質生活中，我們究竟能夠有多少“選擇的自由”？不出意外的結果，是在開放後，無論是在考大學，選擇專業和職業，考公務員等方面。依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局面，並沒有看出多少“自由意志”體現出來。

我們究竟是在追求“公平”“自由”，還是在堅守那套對我們有利或者僅僅是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的“遊戲規則”？我們實際上是反對“不事先通知的規則改變”，從而浪費了我們以前花時間精力積累起來的優勢；還是反對遊戲規則沒有變動到更有利於自己這邊？

文革在打碎一切偶像時，卻出現了新的造神運動。這是非常詭異的現象。都這現象能不能簡單地歸結於洗腦和領袖的欺騙？偶像的崇拜，究竟是別人強加的，還是我們自身的文化心理需要？是被個別人欺騙的結果，還是我們傳統文化自身找了個新屍藉以還魂？這種需求是如此的強烈，神像打破了我們馬上轉向人像；人像被打破了我們馬上又轉向神像。沒了具體的像，我們又轉向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概念。當缺少偶像時，我們找各種各樣的替代品：雞湯師、仁波切、歌星影星都行。這樣的文化人群，是別人特別強加的誤導，還是自己無可救藥地需要欺騙自己？

當我們反思時，會認為所有的痛苦災難都來源於拜錯了救世主嗎？如果拜對了，是不是 就天下太平了？如果我們發現了以前拜的救世主是假的，轉過來納頭就拜他的敵人，因為認定那就一定是個真救世主？人不再能成為救世主的年代，理念或制度就可以？

為什麼我們反對 “兩個凡是”，最後卻會落到了“一個凡是”之中？我們究竟是在反思，還是在井繩後遺症發作？在宣稱受某種思想所騙多年後，為什麼又火急地投入另一種思想中去呢？我們為一種思想辯護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痛罵異端麼？為什麼我們要從一個真理跳到另一個真理，而不先問一聲是否真的存在我們一直所追求的那種真理？當我們急着把一些東西封為真理時，是我們真的思考通透了，還是想免於思考，把真理當作神像的替身？當我們宣布發現真理時，是真的已經證明，還是在試圖設立辯論禁區？普世真理、硬道理、還是不爭論之理，什麼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究竟是在為捍衛立場而爭鬥，還是急於掩蓋我們缺乏思想能力的真相？

我們為什麼只能在已經分好的陣營里選邊站隊；只能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文化信條中選擇皈依？ 我們是不是一直靠着人眾壯膽，靠着信條思考，靠着道德支撐？如果所謂的獨立思考，需要和別人的“真理”去吻合，還算不算是“獨立”的？我們所炫耀的獨立思考，是不是僅僅從某個文化中翻出來的陳詞濫調？用信條代替思考，是想免於獨立承擔責任，還是急於取得群體認同，亦或只是為了一份心安理得？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如果不靠着這些別人販賣給你的拐杖，僅靠着自己的雙腿，能不能站立，能不能站直了？

人生苦短，問題卻太多。好在文化需要不需要革命，能不能被革命，急革命還是緩革命。。。都因為那場“文革”而成了禁忌。省卻了我們許多煩惱。一度我們以為是天維地柱的東西，十年間曾經都被推翻和顛倒，地球並未停轉，太陽照舊升起。讓我們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曾經和正在付出過多的信任給了一些不實的東西。這些讓我們如此看重的東西，實際上在起着什麼作用。而我們的社會和教育，為什麼要花大力氣不斷加強我們對它們的迷信？

四十年過去了，至今回首文革，它的全方位爆發的破壞性，確實有“史無前例”的穿透力。相當於在那層層包裹上開了個天窗，讓我們能直視“靈魂”的真面目。文革的經歷者和參與者，在這個意義上有着得天獨厚的機遇。之後，這個窗口又被裱糊匠糊上了。如果你不願意多看多想，只覺得破洞很醜陋，而今天的這件新外套很美麗。那麼。。。你也許經歷了文革，但很可能錯過了。

四十周年祭。謹以此文，獻給已經死去和正在死去的文革經歷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