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21）

父亲或母亲死了，儿子就要守孝三年，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守孝自然有一些宗教意味。

西方人每七天就要拿出一天去教堂礼拜上帝，一辈子下来，也是几年的时间。

西方人这是化整为零，中国人喜欢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带来的是节奏，化零为整带来的是酣畅淋漓，当然还有精疲力竭，最后则是厌倦、硬捱。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三年之丧无法持续了，却出现了各种运动和工程，这些运动和工程都被赋予了神圣色彩，都是以集中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为前提，在精神上，这与“三年之丧”一脉相承。

人一生中似乎注定了要过几年神圣生活，中外古今皆然。

《老子》书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是冲着大大小小的暴君们说的。客观效果上，这话归根结底是给暴君们提了一个醒：一般的杀人法不痛不痒，要想让恐怖统治有效，首先必须让那些臣民们知道死亡的可怕，也就是必须发明出各种可怕的杀人方法。纣王使用可怕的炮烙似乎是专为了看着取乐，《老子》客观上把可怕的残杀提高到了暴政统治术的层面。与《老子》的暗示有关，历史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杀人法系列。为了强调死亡的可怕，《老子》渲染生命的可贵、描述养生的方法和长生不死的神通。怕死的直接派生物是苟活，受到《老子》影响而产生、被鲁迅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根柢”的道教，本质上是“贪生的宗教”。

法家主张赤裸裸的暴政，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对《老子》情有独衷，似乎不是偶然的。朱熹指出：老子“心最狠”。

孔子认为一个君子应该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有智慧的人必然地畏天命，也必然地敬畏圣人之言。天命和圣人之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之物，“大人”是今天所说的大人物。我不能理解的，是孔子把大人放置在这两者之间。初学数数的儿童会一口气说出“一、二、三、四、五”，现在，儿童们说的是“一、二、A、四、五”，没有比这更让我感觉别扭的了。

或许，是因为大人们不爱讲什么道理，我们的圣人孔子给吓糊涂了，因此说起话来顾不上分类学的原则了。

孔子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因为他“不怨天”。

常人怨天，其实，常人因为自己的悲苦命运而创造了天——这些悲苦命运不能被归因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它们也就只能被归咎于现实世界之外、或者背后的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最终被命名为天。

不怨天意味着对自己的悲苦命运不再斤斤计较，意味着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都看作是天的旨意的体现，意味着领悟到了天的丰富内容和高深莫测。总之，不怨天是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只有天本身才能认可，所以，孔子末了说：知我者其天乎。

痛苦让人去创造，超脱痛苦让我们有所发现。

孔子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一天，孔子突然发现了春秋与战国的巨大差异：“听其言而信其行”——这只适用于春秋，“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适用于战国。

春秋时期，人们言行合一；战国时期，人们言行分离。春秋文化是贵族文化，一到战国，中国文化就堕落了。

学生宰予只是大白天睡了一会儿觉，孔子破口大骂，似乎反应过了度。孔子或许是因为贵族精神的消失而悲痛。

孔子学生中，充分体现了春秋贵族精神的，是子路，而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也正是这个子路难以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尊敬。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