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21）

父親或母親死了，兒子就要守孝三年，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守孝自然有一些宗教意味。

西方人每七天就要拿出一天去教堂禮拜上帝，一輩子下來，也是幾年的時間。

西方人這是化整為零，中國人喜歡化零為整。化整為零帶來的是節奏，化零為整帶來的是酣暢淋漓，當然還有精疲力竭，最後則是厭倦、硬捱。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三年之喪無法持續了，卻出現了各種運動和工程，這些運動和工程都被賦予了神聖色彩，都是以集中足夠長的一段時間為前提，在精神上，這與“三年之喪”一脈相承。

人一生中似乎註定了要過幾年神聖生活，中外古今皆然。

《老子》書中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話是衝着大大小小的暴君們說的。客觀效果上，這話歸根結底是給暴君們提了一個醒：一般的殺人法不痛不癢，要想讓恐怖統治有效，首先必須讓那些臣民們知道死亡的可怕，也就是必須發明出各種可怕的殺人方法。紂王使用可怕的炮烙似乎是專為了看着取樂，《老子》客觀上把可怕的殘殺提高到了暴政統治術的層面。與《老子》的暗示有關，歷史上出現了豐富多彩的殺人法系列。為了強調死亡的可怕，《老子》渲染生命的可貴、描述養生的方法和長生不死的神通。怕死的直接派生物是苟活，受到《老子》影響而產生、被魯迅理解為“中國文化的根柢”的道教，本質上是“貪生的宗教”。

法家主張赤裸裸的暴政，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對《老子》情有獨衷，似乎不是偶然的。朱熹指出：老子“心最狠”。

孔子認為一個君子應該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有智慧的人必然地畏天命，也必然地敬畏聖人之言。天命和聖人之言都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抽象之物，“大人”是今天所說的大人物。我不能理解的，是孔子把大人放置在這兩者之間。初學數數的兒童會一口氣說出“一、二、三、四、五”，現在，兒童們說的是“一、二、A、四、五”，沒有比這更讓我感覺彆扭的了。

或許，是因為大人們不愛講什麼道理，我們的聖人孔子給嚇糊塗了，因此說起話來顧不上分類學的原則了。

孔子說，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因為他“不怨天”。

常人怨天，其實，常人因為自己的悲苦命運而創造了天——這些悲苦命運不能被歸因於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它們也就只能被歸咎於現實世界之外、或者背後的某個東西，這個東西最終被命名為天。

不怨天意味着對自己的悲苦命運不再斤斤計較，意味着把自己的命運與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都看作是天的旨意的體現，意味着領悟到了天的豐富內容和高深莫測。總之，不怨天是一種智慧，這樣的智慧只有天本身才能認可，所以，孔子末了說：知我者其天乎。

痛苦讓人去創造，超脫痛苦讓我們有所發現。

孔子生活在春秋與戰國之交，有一天，孔子突然發現了春秋與戰國的巨大差異：“聽其言而信其行”——這隻適用於春秋，“聽其言而觀其行”——這適用於戰國。

春秋時期，人們言行合一；戰國時期，人們言行分離。春秋文化是貴族文化，一到戰國，中國文化就墮落了。

學生宰予只是大白天睡了一會兒覺，孔子破口大罵，似乎反應過了度。孔子或許是因為貴族精神的消失而悲痛。

孔子學生中，充分體現了春秋貴族精神的，是子路，而子路只比孔子小九歲，也正是這個子路難以得到同學們的理解和尊敬。

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