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氣”

中國古代哲人用“氣”來表示構成萬物的“微粒”，明顯地有深思在其中：萬物彼此之間千差萬別，不要說只許用一種可視可觸的“微粒”，就是用一千種可視可觸的“微粒”，也不足以解釋這個世界的無比豐富性，簡潔性乃是思維的最大追求，“微粒”與可視性或者可觸性相結合，只能讓哲人氣喘吁吁，割除掉可視性與可觸性，哲人們就一下子解脫了，只要把“微粒”理解為看不見摸不着的“氣”，我們的哲人就可以輕鬆地說一聲：“天，積氣耳。”嗨，世界原來是這樣透明。

古人用“氣”來加以解釋的，主要地不是靜止的物體，而是運動與變化，尤其是“無須臾之暫停”的生命現象。

但誰能設想作為“微粒”的“氣”只是無數彼此間沒有差別的“微粒”呢？把“氣”確立為“微粒”所帶來的激動剛剛過去，哲人們又痛苦地回到了萬物間的千差萬別上頭。水與火的差別，難道就是二者所含“氣”之多寡的不一樣嗎？“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尚書》已經注意到了水與火的“矛盾性”，一滴水與一缸水都是“潤下”的，看來“含‘氣’之多寡”與事物的性質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古人找來“氣”術語的初衷，是為了確定世界的統一性，那麼，古人沒有實現自己的目的，因為萬物決不可能統一於這個“氣”。火用自己的“炎上”，水用自己的“潤下”，二者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決不是一家人，我們有着絕不相同的血統。

遺憾的是，一旦把構成萬物的“微粒”確定為“氣”，我們的古人就再也撂不下這種思想了。為了增強“氣”的解釋能力，古人就隨機性地給“氣”添加種種前綴，以應各種臨時之需要，中國古代思想也因此掉進了千年迷夢之中。

朱熹的一段話，顯示了被研究對象相互間差異的難以逾越，從而也就顯示了“氣”概念的局限性：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朱子語類》）

這裡，“氣”既自我顯現為好人（好事），又自我顯現為惡人（惡事）。把相互矛盾的兩種後果一古腦兒都交給“氣”，等於是把“氣”置於自相矛盾的境地，這樣做簡直就是不人道，而朱子乾脆來了個一不做二不休：給“氣”加上前綴“清明渾厚”，就有了新名詞“清明渾厚之氣”；加上前綴“戾”，就有了新名詞“戾氣”。這樣，用“清明渾厚之氣”來說明“生下來善底”“好人”，讓“戾氣”為“生下來便惡底”“不好底人“負責”，倒是頗能夠自圓其說，同一個“氣”字卻一分為二，裂變成了“清明渾厚之氣”和“戾氣”。這一類相互對立的概念，讓人眼花繚亂、讓人嫌惡。

只要起點處錯了，那麼，越是表現出機智，就越是無謂、越是如同兒戲。朱子提出“豬氣”新概念：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豬毛豬皮，如何？”（朱子）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豬毛，睡時作豬鳴。此只是秉得豬氣。”（《朱子語類》）

這樣的解釋乃是解釋的墮落。但這不是朱子一個人的過錯。實際上，朱子代表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這種傳統甚至在接受過西方近代文化洗禮的王國維身上，也有反覆不已的體現。《人間詞話》中有大量這樣的著名段落：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第三則）

當然，王國維這裡使用的重要術語不是“氣”，而是“境”。在朱子那裡，“氣”在獲得科學定義之前，就已經分裂成了“清明渾厚之氣”和“戾氣”，甚至“豬氣”；在王國維這裡，“境”也是在獲得科學定義之前就分裂成了“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以及“小境”和“大境”，不一而足。

    一個概念是不是有科學定義，就看我們是不是能夠直接拿它去解釋相關現象。科學意味着觀察入微，意味着對於研究對象的全心全意，而哲學卻通常意味着解釋研究對象時的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