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2）

  王國維先生談“境界”，而且把境界分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我在講解這兩種“境”的優劣等級之前，這樣提問我的那些大學生們：“哪種境界更高級？”每一次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當然是‘無我之境’。”

王國維先生的“境界說”，與其說揭示了文學的真理，不如說撥動了中國人心靈深處的一根弦。

中國文化據說是道德文化，重視的是集體主義，“無私”被認為是最高美德。“無我”就是“無私”。“無我之境”之所以勝過“有我之境”，是因為“無我”勝過“有我”。“無我”之所以勝過“有我”，是因為“無”勝過“有”——這是數學式推演得出的結論，也是有意味的：“虛無”在“實在”之上，世界的本質是“虛無”。我們中國文化固然提倡道德，提倡集體主義，但在根本上是什麼也不信，受“虛無”困擾最深刻的，是中國文化。

只有我們中國人，才能想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這樣的詞語。也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會對這樣的詞語感覺親切。有什麼樣的文化心理，就會有什麼樣的精神產品。

王國維先生是我們中國第一個有“為知識而知識”意識的著名人物。“為知識而知識”本是西方文化的傳統，看來，傳統之所以是傳統，不是外人想信奉就能將之化為自己血肉一部分的東西。

季羨林先生看見了這樣的現象：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一聽說自己的同胞創立了新理論，第一個反應，是把自己的鼻子笑歪。季先生因為這樣的不自信而痛心。

不過，這與其說是缺乏民族自信心，不如說體現了自知之明。一旦我們中國學者真的搞出了科學理論，那只能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打了一次瞌睡。

我們中國不少學者認為：西方的文學理論不應該無條件地加以引進，因為它們是從西方文學引申出來的，不一定適合中國文學的實際。

但是，如果說西方的文學理論有什麼缺陷，那也不是因為它們是從西方文學引申出來的，而是因為它們不能有力地解釋所有的西方文學作品。

理論的真理性，不取決於它是從什麼研究對象中引申出來的，而取決於它對一類現象進行解釋所顯示出來的完滿程度。專門研究真理問題的“真理學”，有可能全是謬誤；以謬誤為研究對象的“謬誤學”，有可能揭示出真理。

“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我們中國人把這句話當作智慧，寫在哲學教科書上。自然界中，只有水基本上贊同這一說法：“我們平時是水，但溫度一低，我們就變成冰；溫度一高，我們就變成蒸汽。”

中國文化讓我們忙於去適應世界。我們中國學者不害怕尋找不到真理，只害怕“理論脫離實際”。

“實踐出真知”，在中國，誰要是懷疑這句話，他簡直十惡不赦。其實，實踐只能給我們帶來經驗，從經驗到“真知”，這中間的距離，大概應該以“光年”為單位進行丈量。我們每天都在不停地實踐着，但我們可能一輩子也不能為人類的知識寶庫提供一點點的真知。“實踐出真知”，這句話誇大了“實踐”的神通，對真知的來之不易，則是無知無覺。

牛頓只需看見蘋果從樹上墜落、托馬斯·揚只需觀察鋼琴上兩個不同的鍵同時發出聲音的效果、愛因斯坦只需粗略了解物理學上新發現的一些現象，就能提供偉大的真知。

“實踐出真知”，這句話本身不是真知。它也不是出自於實踐，而是出自於老者對自己那些人生經驗的自我陶醉、自賣自誇。

在我們中國，有著名的美學家，沒有著名的美學理論。

這是我們民族古老的傳統。我們的老祖宗，從來不指望科舉考試的考場上誕生偉大的新學說。決出“一舉成名”的狀元，目的也就實現了。

今天的各類藝術大賽，目的照樣不在於讓偉大的藝術品脫穎而出，而在於讓某個人奪取金牌。“藝術大賽”，其實是“成名大賽”。

如果諾貝爾獎由我們中國人設立，則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在過去的一年裡，科學研究領域沒有任何起色，我們的評委照樣會“矮子裡頭拔將軍”，因為，我們中國人需要製造名人。

我們中國人羨慕的，是名人，不是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