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篇文章，"強勢基督教文化下儒家文化及中國宗教的困境和出路" https://mp.weixin.qq.com/s/zD1GrXwYNwe6zz-sVtQzjw。文章本身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它涉及到的幾個一般性問題倒是最近幾十年來人們討論儒學問題時一直眾說紛紜或者沒有引起充分重視的。筆者願在此表達一些不同角度和評論。

首先，儒教是不是宗教? 這個問題涉及到宗教的概念。宗教作為現代術語基本上是西方學術體系的一個概念。相關定義很多，但一般不外乎基於閃族三教意義上的表述。讀者可自行搜索。筆者不主張將儒教當作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並列的宗教。具體不打算在此詳述。

將儒教當成宗教是上個世紀西學東漸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強行將自己的傳統牽強附會地納入西方學術和社會生活體系的結果。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處於全面的自卑心態，以摧毀自身傳統為己任，爭先恐後貶低或者拋棄曾經行之有效幾千年的，富於生命力的種種學術和社會實踐，皆因為他們表淺地看到西方科技，工業和軍事等實用領域大幅度領先中國。確實，這是不同時代性的文明。但他們沒有認識到，這樣的文明時代差距依然停留在物質的層次，即用學的部分。心靈部分，即體學部分，西方文明並沒有掌握到其本質。基督教神學的實質在於“神道設教”，這與儒教相似，但卻有很大不同。藉助精神修行到一定層次的耶穌施行的種種神跡，基督教宣講一個邏輯優美的神學架構推出的社會-家庭-人的價值體系。這一體系人為加工的成分很大，具體表現在知識分子如保羅以及後來的歷代主教和教會將這一體系邏輯系統化。這一系統化的優點在於優美的邏輯結構，和對信仰的強調。有很強的說服力。因為在它邏輯不到之處，藉助無條件的信仰，使得這一系統在理論上幾乎完美無缺。這是拜希臘理性主義傳統之賜。缺點在於，其書房/修道院的雕琢加工太多，以致體系太過完美，認知上的剛性完美，沒有任何遺留的空隙，以至於在實踐中一旦遇到重大的，與這一人工神學體系不融洽的歷史事件，它就會因為缺乏適應能力而僵化，直至崩潰。其神學價值馬上就會失去吸引力。事實上，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人性的力量解放出來之後，歷經科學革命，世俗人文主義的啟蒙運動，乃至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這一人造神學體系不斷遭受重大打擊，以至於到了今天在西方主流社會基本上已經無人問津。歐洲世界基督教教會日漸空心化。美國教會日趨萎縮，大城市的教會已經寥寥無幾，鄉間教會也越來越灰暗。這也是為什麼反而伊斯蘭教在白人青年裡越來越有號召力。

儒教被稱為宗教是非常勉強的。如上所述，那是為了勉強適應西方話語體系的自我貶低。儒教，我們知道那其實是一個大一統體系，代表了從精神界到世俗界幾乎所有方面的價值和人文社會實踐準則。它不是也不能還原成單一的一種宗教或哲學，或政治科學或社會學。如果按照西方的理性主義方法將它邏輯地分門別類，然後體系化，將會使它因為被分割，人為邏輯化而死亡，而重蹈基督教的覆轍。儒教上結遠古神話如山海經，三皇五帝傳說，遠古歷史如夏商周三代，下連有明確編年史的東周以降二十四史詳細記載的政治社會實踐經驗，中間貫穿易經所代表的古中國人所理解的道，天人合一等思想，不是“宗教”一詞可以恰當歸類的。更重要的是，儒教在過去幾千年的農耕社會實踐中，已經非常有效地證明了它精神價值和實用價值的雙重性。至於儒教沒有讓中國產生現代科學，那完全是一個不恰當的話題，忽視了西方科學產生的歷史偶然性。這個話題以後有機會可以多聊（！！！）。

其次，上面已經說過，基督教已經不再強勢。基督教曾經強勢，但那是藉助西方發達的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征服力。而這個發達的西方物質文明其實與基督教毫無關係。恰恰相反，那是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社會從基督教的神學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來自東方的世俗人文主義影響下，經過殘酷的殖民主義物質掠奪，藉助來自阿拉伯積累的東方初級科學技術成果而演化出來的科學革命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等帶來的西方物質主義的最終巨大成功。這一成功給基督教帶上了炫目的光環，使人誤以為西方的物質成功是因為基督教帶來的精神和價值力量。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越戰，加上二十一世紀以來給基督教世界物質主義的成功，使得基督教不再具備曾經的輝煌，因而不再強勢。

第三，不可以簡單評斷三代新儒家不能走出書齋。三代新儒家的困境不在於他們作為書生，而在於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傳統儒學乃至整個現實中國生存環境遭到嚴重威脅的現實。西方物質主義大舉入侵，中國社會產生的新問題在五四青年激情的激盪下不能被冷靜地面對和解決。革命事件一個接一個，從清帝遜位，到北洋政府內鬥，到北伐革命，到紅色革命，到日本入侵，再到三年內戰，再到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之後的一系列不斷革命，三代新儒家哪裡能找到機會像程朱陸王那樣實踐他們的理念，“反本開新”？出過一個梁漱溟，曾想過實踐他的“鄉村建設”，結果還沒等到反右就被打倒了。你讓他們能做什麼？在台灣，老蔣對“gf”心有餘悸，戒嚴三十多年，唐君毅他們除了關在書齋里，還能實踐什麼？更不用說遠在海外的杜維明，余英時等，職業就是身在西方的教書匠，能在書本上用西方術語闡述儒家思想就已經很不錯了。

真正的新儒家如果能期待開出新天地的話，還只能在大陸，在物質主義上的失敗感全面清除之後，精神上的自信回歸自然會召喚新型儒家思想和實踐的模式。那個時候，想要儒家不復興都難。

第四，至於如何復興，該文提出的最後幾點是很可以討論的方向。顯然，可做的還很多。都將隨未來不同的時機，而呈現不同的機會和方式，我相信。大陸新儒家如今着眼於介入政治，其實只是一種對傳統的回歸方式。一定還會有其他方式。比如，心理衛生領域就有很多發揚儒學的空間，作為具體的個人，婚姻，家庭治療的資源；社會心理領域也有很多儒學的發展空間。解決社會穩定問題完全不需要什麼“穩定壓倒一切”之類草木皆兵，虎豹豺狼的緊張氣氛。畢竟，儒學發端於“心”嘛; 治國，平天下只是另一極而已。國家政治不過是一部分可作為的。未來國際關係會有很多基於儒學的理論和實踐，隨着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