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集體的理性的成長道路

今天的中國充滿了各種矛盾，對中國狀況的解釋必然有許多疑團。最近看到高伐林介紹解釋文革的一篇文章，我認為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也就是，用中國歷代文人解釋老子《道德經》的“道”的千百種方法，試圖為歷史尋找唯一的真理，他們以為真理是解釋出來的，而不是事實。我在《範例解釋》裡說了這樣的話：一切現在的，無不在過去只中；一切將來的，無不在現在之中；一切過去的，無不在將來之中。

不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仍然用中國文化中舊式文人的思維方式看到中國近代和現代遇到的問題，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對許多社會現象就沒有社會科學所要求的那樣，沒有系統一致完全的科學解釋。這些解釋就會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哲學，當然是西方哲學，不僅是一切自然科學的指導，而且也是一切社會科學的指導。哲學中兩個最重要的領域是本體論和認識論。了解中國文化的相對性本質，就是來源於哲學的本體論結論；了解中國文化的“感性”認知發展階段，就是來源於哲學的認知性發展階段的研究。這兩個方面是一切科學化的社會學研究領域的鑰匙。中國集體的認知能力的發展，如其他集體相比，沒有特殊的地方，除了她的歷史包袱較長，需要的時間相對多些。如同一個紈絝子弟，使他認識到自己出身環境對自己的惡劣影響，要比一個貧家子弟困難的多。我下面要簡單地涉及一個大題目，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革命的發生有什麼聯繫？

從歷史上看，19世紀的“鴉片戰爭”，是中國這個集體在思維認識上經歷的一個新的轉折點的開始：西方的理性思維開始進入中國。就像公元一世界印度的佛教可以在中國立住腳一樣，西方的理性，帶之科學，在更大規模，更深程度上，震懾了這個古老東方帝國的靈魂。在中國傳統文化被打的七零八落荒而逃痛定思痛後，傳統文化最後選擇了與自己皇權文化最接近的，西方理性中的“極端思維”，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接受下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個極端性理性思維，它本身是西方理性思維認識發展中哲學的一個小部分。這個部分影響到政治中，變成了兩種極端的思維方式，既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主張由社會的一部分人欺壓另一部分人。在第三帝國，是以“血統論”的形式出現，由德國血統壓迫少數族裔，猶太人首當其衝。在共產黨世界，由共產黨自行劃分，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壓迫其他人。這就是中國集體“理性發展的青春期”的第一次騷動和嘗試。

許多人不理解中國許多舊式教育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為什麼會對共產黨卑躬屈膝，告密，充當打手，甘心自辱？唯一正確的解釋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極端）的西方理性思維的力量面前多麼不堪一擊。凡是發生過的，都必然有其道理。極端的理性是理性最錯誤的部分。但它畢竟是理性，所以在“感性本質的中國文化”面前，仍然力大無比，毫不費力就將中國國學教育的靈魂擊敗了。文革的瘋狂，是理性的極端形式，是中國集體在理性成長過程中的青春騷動的嘗試，錯誤不可避免。這種極端的理性，雖然是錯的，但它的邏輯是徹底的，行動是一致的，目標是明確的，絕不像中國的政策現在這樣自相矛盾，沒有原則。我們能不承認難道今天朝鮮不比中國在貫徹所謂“社會主義”上更加徹底，更加堅定？（雖然我們對他們的一切嗤之以鼻？）而中國一方面說開放，一邊封網；一邊允許出國，一邊大抓民主的抗議人士；一邊發展是“硬道理”，一邊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絕不放鬆。整個一個毫無原則，功利主義，自相矛盾的集體。

理性的成長，如同青春期的騷動，找到適合自己未來的選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來。一個集體和一個個人從嬰兒到成人，沒有根本的區別，只是時間問題。黑格爾稱之為“歷史的必然”發展，範例稱之為“相對走向絕對”。